由宗教右派掀动的这股蒙昧主义的歪风，以维护家庭价值，保卫道德文化的名义，对与性有关的问题，开展一场「文化战争」。就连一条本意在于维护家庭安全，防止暴力悲剧发生，以免伤害家庭成员的条例，都在宗教右派无限渲染「家庭制度行将崩溃」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底下，变成一场颇为无聊的意识形态角力。

以法律条文上的争执所掀起的这场争论，和其他在美加等地宗教右派挑起的「文化战争」一样，都只是他们借题发挥的工具。在他们要从所谓的「世俗主义者」手中夺回美国，重新成为他们理想的「上帝之国」的长期争战中，任何问题（包括无谓如强要在法院内外立「十诫」碑石），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争战对象。就正如这场论争当中站在极右的一端，声称不能让「同性同居」这个概念，在香港法典上作哪怕只是「零的突破」的关启文，也在绕了一大轮法律圈子之后，坦白直言他所关心的，其实只是家暴法修订所带来的「文化含意」和它的「象征意义」。


同一上帝离婚态度迥异？

一如一个针对美加教友的基督右派网站所定义：「文化战争」是对付周围堕落世界的一场争战，目的是使世界重归基督。他们的文化使命，是与福音的使命并行，目的是由福音去改造文化，使世界顺服主耶稣。在他们为信徒订出的七条文化战争的准则中包括了：「认识人人都是战士，教会和每个信徒都加入」丶「决心遵行十诫」，并「不给魔鬼留任何余地」。

基督徒当然有权去信仰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世界观，但令人纳闷的是，在香港这个基督徒占人口只有数个百分点的地方，这批基督宗教右派在家暴条例修订的争论中，从来都没有向公众说明，他们的激烈「恐同」立场，其实只是来自他们这一派对基督教义的狭隘诠释。他们口口声声维护的，就俨然是一些不证自明，自有永恒的「家庭价值」，并把这套未经解释的所谓「家庭价值」论述，和「男女异性」的婚姻制度捆绑在一起。

基督教从来都站在维护既有的家庭制度的一方吗？《圣经》上有明言，哪一种是上帝喜爱的永久家庭制度吗？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的教徒，似乎欠了要向香港广大的非信徒解释，为什么相信同一个上帝，天主教至今不容许离婚，而基督新教却可以？历史上是谁（马丁路德？）纵容了那可怕的「零的突破」，令今日家庭制度日益废驰，离婚率渐增，「家庭价值」日益衰落的「道德滑坡」？


康有为提倡同性婚姻？

在香港及在中国人社会，轻言家庭价值就更令人迷惑。因为中国文化语境下，家庭价值所指涉的，远非只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核心家庭的夫妻相爱，子女不滥交丶不搞同性恋等，而是在父慈子孝丶兄友弟恭之外，一大套以一夫多妻为原型的伦常纲纪丶婆媳妻妾，妯娌相争的错综关系，以致三贞九烈丶七出之条的戒律，和买卖婚姻丶童养媳丶妹仔买卖等等延伸的封建礼教，以及为抗衡此等礼教秩序的「逃逸路线」，例如自梳女的不婚同住，金兰结义的姊妹相亲。

五四时代的时人志士首要冲击者，正是这套婚姻与家庭的制度。他们以平等自由的价值为标尺，鞭挞既有家庭制度，反思「家庭价值」对妇女和广泛人性的摧残，追求人性独立。

他们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对家庭和婚姻的本质和理想，进行了大量没有禁区的思想探索和生活实验，不单只有妇女离家出走的「易卜生主义」丶自由恋爱，更有「去家」丶「毁家」丶「废婚」等的论调和大量环绕这些问题的智性辩论。

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敢想敢问。

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就直指「家人强合」是一种「苦」，并有「去家界，为天民」的构想，更说在「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无名无分，无界无限，唯两情之所属。既然人人可得，也就没有强合丶占夺丶抢争之事」，除此之外，康有为还提到「其有欢合者丶不论男女之交及两男之交，皆到官立约，以免他争。」大抵康有为除了是维新志士，更是提倡「公民联合／同性婚姻」的鼻祖。

康有为的《大同书》，写于西方世界还未有什么同志运动之前。而这些一百年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早就意识到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演进和变革，与社会丶文化和人格进步互相紧密扣连。没有对家庭制度丶家庭价值的反思，社会变革进步也只是空谈。

大同世界当然不是一蹴即就，这些洞见深刻的批判理论，也不存在什么鼓吹不鼓吹的问题。但当然，今日的基督右派，为了「文化战争」的需要，亦大可把康有为也列为当代性解放魔鬼的先驱，扣上同志运动打手的帽子，又或者把《大同书》列为禁书，批判其为污染中国青年一代的精神大毒草，从基督教书局的书架上移除，以示「不给魔鬼留任何余地」。


废除奴婢等同冲击家庭？

不过，基督右派除了自我陶醉于他们的「象征之战」丶「文化之战」之余，忘了向这一代今日尚存的，自吃人的礼教和封建异性婚姻体制逃逸出来的同性同居者解释，为什么苏颖智牧师可以斩钉截铁的宣示：「要立法令他们不受伤害，无可能！」在中国文化启蒙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究竟站在何方？

这样说来，基督教从来不会去冲击家庭价值吗？答案当然不是。

香港教会史学家Carl Smith在一篇动人的著述中，生动的描述了香港的新教教会在五四前后，废除妹仔买卖的运动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当年的基督教青年会（ＹＭＣＡ／ＹＷＣＡ）联系起来的基督徒，站在改革的一方，与工会分子携手，促成了一九二三年香港废除妹仔奴婢制度的条例通过。发人深省的是，在这椿新教教会成员首次积极投身的人权运动中，反对废除妹仔奴婢制度的封建势力，例如买办富豪周寿臣，就辩称妹仔是华人家庭制度的一部分，暗指主要由基督徒组成的「废妹仔派」是在破坏华人固有的「家庭价值」。


家庭丶家庭，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一直以来，香港绝大部分信徒（包括那些在今日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都没有被告知，早年的传教士都是坐贩卖鸦片给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舰队来港的。殖民权力和宗教权力，原来就密不可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内地就因此燃起了猛烈的「非基督教运动」。蔡元培丶胡适丶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不分派别，强烈要求教育脱离宗教控制，要求收回教育权。在滚滚而来的历史浪涛下，香港基督徒一改保守习性，站在改革和进步的一方，十分合理自然，也可能因此而使香港基督教会，幸免于后来席卷中国，更激烈的反洋教运动的灾难。

可是，殖民地给予基督教会的种种特权，很容易令一些人忘记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并不是近代的中国人，长远真心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

当代美加的基督右派以激进好战著名，可是，香港的基督右派空有好战之态，却难掩内里的辞穷理屈，底子薄弱。如梁燕城者，丢一些过时书袋不及之余，以骂人「伪民主派」丶「淫贱议员」掩其不济，已广为识者笑。

更有论者，以为可以单靠讽剌同志运动没有一种惠及所有「同一屋檐下」各类有「同住」关系人士的襟怀，就足以向公众说明同志追求的平等，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其立意只为颠覆香港合法婚姻的定义。这些自称蒙恩的基督徒忘了，这种嘴巴论辩（巧妙的「反讽修辞」！），只是陈水扁式的「乌贼战略」，把人人都抹黑成「带点歧视成分」，却没有使自己的歧视变得合理。真理，却迷失在这些犬儒辩驳的交锋当中。

香港教会史学家Carl Smith以他的健笔，详细地见证了这样可供古今对照的精彩一幕：在东华医院一个辩论废妹仔法例的集会上，一位明显的反立法者以反讽的口吻说：外面每天还有男人苦力被贩卖，为什么你们只为女人大费周章！众人听罢，起哄踏脚，以示不满……要求主席立付条例举手议决。

历史，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大同理想」并非「天国」观念，五四以来，激发了无数的青年人，踏实地探求社会文化与时并进的改革之道。他们不会像宗教右派，虚言要等待起草一条「真正要实现全面平等」的「世界大同条例」(可能还会包括「动物权益」在内)，以掩饰其落伍的歧视心态。

文化研究学者Lawrence Grossberg判断宗教右派实质上并非真是一种守持真理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后现代文化氛围下出现的「舞弄感情的犬儒主义」（sentimental cynicism），因为虽然狂热，他们骨子里其实并不相信有真理。在香港这股宗教右派歪风下，也正好见证了后现代主义嘴巴上的奇巧淫技，如何取代了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和正面理性的护教。

可悲的是，基督信仰在前门要驱走后现代犬儒主义的同时，它已在后门「暗渡陈仓」。

基督，在哭泣。


本文原载香港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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