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lastri Ariffin, Mira Ofreneo 和 Aung Myo
將在1月24日到27日在清邁舉行的第三屆ILGA亞洲大會，應該讓人期待些什麽？是讓世人得見ILGA歐洲大會拋棄了在熱帶的這個孤兒、還是一個亞裔的白雪公主或白馬王子，孤苦無依的等待著另一個白雪公主或白馬王子的到來？
我至今都對1992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ILGA歐洲大會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始終記得有那麽一股愉悅和自由的氣氛彌漫在巴黎，因為每個與會者都是我最親密的「家人」。在那次大會裡，「同」是最根本的基調，而「異」卻被拋到九霄雲外。
雖然那次大會總體上圓滿閉幕，但我卻不得不重提那次大會在組織程序上的一些瑕疵：會址更動讓我在第一天幾乎繞遍了整個巴黎之後才來到一座空樓；主辦機構在大會一結束就分崩離析，所以讓事先議定好的商業計劃案無法得以起草。若說是瑕不掩瑜，在其他一些與會者眼中並不盡然，他們當中有人認為第一屆ILGA大會是有史以來組織得最為混亂的一屆，所以我將深深引以為戒。因為即使得到群眾廣泛的支持與愛戴，大會組織者本身如果沒有務實的組織能力也是相當惘然的。
ILGA目前在世界各地有600多個成員，分布於六個大洲，按地理位置劃分，ILGA目前已經有了歐洲分部、北美洲分部、拉丁美洲分部、非洲分部、大洋洲分部和亞洲分部。
我第一次跟ILGA的領導班子接觸時，他們還沒有跟聯合國交流的經驗。1992年在日內瓦的一次聯合國會議上，我為ILGA做了發言。緊接著在1993年，ILGA委派了一個小組正式參與了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所以ILGA在聯合國的動作正式起步。
但是，主要發聲的並不是ILGA，而是其他團體和個人。其中，一個由John Fisher（John Fisher目前常駐在日內瓦擔任Arc-International機構的LGBT權益訴求者）領導的小組在1993年積極運作，另外，還有國際人權服務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和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幾位工作人員當時也在不斷努力。ILGA，協同人權觀察社（Human Rights Watch）、國際男女同性戀者人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日內瓦的聯合國會議上發揮了主要作用。
那麽，ILGA在不同地域的情況又有什麽不同呢？ILGA歐洲分部在歐洲人權機構的一系列資助之下建立起來，現在有受聘雇員和出版物。2007年11月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召開的ILGA歐洲大會已經是第十一屆，目前，ILGA歐洲分部已經在歐洲的人權議題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相比ILGA歐洲分部，ILGA在美國的境遇和發展相當不盡理想，ILGA北美分部裡幾乎沒有活躍的成員。ILGA總部曾經對美國進行了幾次造訪，包括2004年「石墻暴亂」的25周年紀念日的造訪，但ILGA北美分部卻從未有召開大會的紀錄，另外，ILGA大洋洲分部也至今未曾召開過任何大會。
ILGA的主要成員於1995年聚首在里約熱內盧，所以ILGA拉丁美洲分部如今也相當活躍，第一屆ILGA拉丁美洲大會於2007年召開，主要討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相關議題。
但ILGA亞洲分部相比於其他分部是相當不同的，首先，在規模和人口基數上就很龐大，而在文化和政治層面上，也比其他分部更加復雜和多元。另外，亞洲區域內並沒有任何正式的人權組織，即使次區域級別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亞細安）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在人權組織的建立方面留下的也是一片空白。
但早在1990年代，亞洲的幾位領導人就以獨特的觀點來尋求所謂的與世界人權接軌，但又以亞洲的主流價值為衡量基準。比如李光耀先生和馬哈迪先生，不遺余力的推廣「亞洲價值」。新加坡曾公開嘲諷1993年的維也納聯合國大會，進而擯棄了同性婚姻。
而ILGA亞洲分部創建過程中的其他內情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1984年，日本同性戀雜誌《Adon》的出版人Minami Teishiro籌建了JILGA（日本男女同性戀者聯合會）。他曾經參加過ILGA總部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大會，而且ILGA總部的領導人曾經參訪過日本分部。
Minami立誌要籌組ILGA亞洲分部，他為此曾在日本舉行過兩次會議，並在1990年的曼谷會議上最終定案。但是，財務資源的嚴重短缺 ，使得原定計劃不得不放棄。
第一屆真正意義上的ILGA亞洲大會於2002年的秋天在印度孟買召開，大會主持人是Ashok Row Kavi，他是印度同志平權團體Humsafar Trust的領導人、同時也是同志雜誌《Bombay Dost》的出版人。但這同時也造成了Ashok領導的團體和印度當地其他LGBT團體的對立，包括了Naz基金和Shivanada Khan所屬的團體。
我還清楚記得自己坐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裡讀著一封封來自印度各LGBT團體的義憤填膺的信件。一位印度的同志運動人士在信中這樣埋怨：「ILGA從來不過問我們的意見。」
我是如此回復的：「您或許 不了解真實的情況，ILGA總部只有一位受聘雇員在布魯塞爾，在亞洲分部是沒有受聘雇員的，所以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都是相當拮據的。」
雖然有將近50%的印度LGBT團體聯合抵制在孟買召開的ILGA亞洲大會，但仍舊有80名代表出席了那次會議。整個會議的流程和議事過程是相當流暢的，在組織和策劃方面要遠遠勝過1992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ILGA歐洲大會。
ILGA總部隨後迎來了一位亞洲領導人──菲律賓的Anna Leah Sarabia，她曾經擔任過ILGA亞洲分部的女性代表，接著便晉升為ILGA總部的秘書長，因為ILGA在內部各個階層一直設有均衡的男女配額，所以女性也有平等的機會在ILGA內部參與各項工作。Anna Leah Sarabia的確是一位相當有作為的女性領導，但她百密一疏，在沒有知會其他菲律賓LGBT團體的情況下，邀請了ILGA總部的幹事們來到馬尼拉聚首。
在馬尼拉的那次聚會是規模最小、組織也非常混亂的一次。Anna Leah Sarabia是一個領袖型人物，但在兼容其他團體方面做得卻不是很理想，致使會議遭到菲律賓大多數LGBT團體的抵制。
Anna Leah Sarabia於2005年在菲律賓的宿務島召開了第二屆ILGA亞洲大會，有60 余人與會，會上並委任了ILGA總部在亞洲分部的幾位代表──菲律賓的心理學教授Mira Ofreneo，以及Myo Min，一位常駐在泰國清邁的緬甸籍民主運動者。
我在2006年瑞士日內瓦的ILGA總部大會上見過Mira和Myo，他們兩人相當風趣和可愛。日內瓦的大會召開得十分圓滿，與會的有聯合國改革小組的成員和聯合國伊斯蘭教與同性戀事務小組的專員，那屆會議中，很多實現預定的計劃在會議閉幕後得以實施。
我相信第三屆ILGA亞洲大會已經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之中，並且大力邀請曼谷LGBT團體的廣泛參與，同時，我更要借此號召當地的LGBT團體和人士能夠以本屆大會以契機，打開對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從而達到團結協作的共識，因為我深知僅憑ILGA總部和ILGA亞洲分部的能力，根本達不到成功 舉辦任何會議或活動的要求。
我常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對我重新揭開ILGA的一些「舊瘡疤」感到不以為然。但是，在臨近本篇結束之前我還要再公開一些事情。
2006年的11月份，我們在清邁舉行了一次小型會議，商討第三屆ILGA亞洲大會的事宜，但泰國的同性戀運動者卻表現出極大的漠視，他們不僅無心參與任何研討和交流，也絲毫不對ILGA的運作和章程表示關切，這令我感到相當驚訝和遺憾。
來自斯里蘭卡的Rosanna Flamer-Caldera是ILGA的新任女秘書長，主張將ILGA亞洲大會從2007年推遲至2008年初，她認為這樣做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以期籌集更多的資金來贊助與會代表的旅費。因此，2007年的8月，在清邁又舉行了第二次商討會議，但這一次得到了當地的愛滋病組織M-Plus的緊密參與，可是曼谷的團體和組織卻還是沒有回應。
泰國的同性戀運動者幾乎都不精通英文，ILGA內部也沒有任何泰國成員。我，是居住在曼谷的外國人；Myo Min，不是泰國人；Anjaree，也不是泰國人。假如在泰國召開ILGA亞洲大會，卻沒有泰國的人員參加，這是多麽令人費解的一件事？
商討極其緩慢又遲效進行著，Mira和Myo本身又都各自有全職的工作，他們在ILGA亞洲分部從事的工作都是無償的勞動，即使他們兩人是國際組織的秘書長。除此之外，Mira還要照看一位重病的親屬；Myo還要同時處理緬甸的復雜而艱辛的人權抗議及遊行工作。最實質性的進展是在同年的10月份，會議的流程終於確定了。
接下來的11月，發出了對第一位發言嘉賓的邀請，更多的宣傳工作也在國際互聯網上展開，日本的同志組織也遞交了參與會議的申請。12月份，ILGA的網站的到了會場預訂方面的信息，同時一些列贊助計劃也得以運行。
英國政壇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在施政時有一句格言：「絕無後路」 。對於ILGA亞洲分部來說，我們的「後路」卻很多，AP-彩虹電郵列表、LGBT衛星視訊會議、匯樂Fridae和很多學術會議。
我最後想說的是，即使沒有ILGA亞洲分部，亞洲的同志運動和議題推進也還是可以繼續進行。但是，如果我們能在這廣闊的亞洲大陸上緊密團結在一起，構築起更廣泛的交流、更溫暖的溝通和更茁壯的平臺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還有，清邁真的是一個無比可愛的地方。
注：本文作者Douglas Sanders 是一位退休的加拿大法律系教授，目前居住在曼谷，可以通過電郵sanders_gwb@yahoo.ca與他進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