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开这个链接，呈现在眼前的是同性恋情侣情人节在前门拍婚纱的报道，章义等两对同性恋者的亲昵照片赫然在目。

ＣＣＴＶ（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新闻。新闻后边还有一个态度调查。在8万多的总投票数中，75.69％的人选择了「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3.34％选择了「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这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丶完全跟常识相悖的调查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同性恋权益倡导者李银河博士2006年发布的《在同性恋问题上的公众态度》调查报告。只有27.3％的被调查者支持同性恋婚姻，高达70％的人持反对态度；只有20.8％的人认为同性恋没有错，相反有37.8％的人认为「完全错误」。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公众态度调查，样本在全国随机抽取，结果应有相当的可信度。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其实答案很简单。去前门参加拍婚纱照活动的是他们，呼朋唤友去ＣＣＴＶ网站投票的也是他们：同性恋志愿者。他们的人数或者不多，但他们争取自身权利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呼之欲出。

著名公益组织爱知行研究所的所长万延海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行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拍婚纱照这一活动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同性恋者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一种力量，正在形成中，甚至已经形成了。」


中国「同运」的里程碑

在万延海看来，1993年可谓中国的同性恋元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社会呈现改革开放的态势。很多思潮发展到这时，对同性恋的沉默已经变成不能容忍的事情。」

这一年，王小波丶李银河夫妇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一书出版；万延海在北京举办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南京丶上海等大城市的午夜直播节目里，高谈阔论着同性恋的权益问题。

「这对公众启蒙，特别是对同性恋人群的意识唤醒，起到了重要作用。」万延海说。

也就是在这一年，章义在北京地铁里看到媒体上的同性恋报道，生活轨迹被决定性地改变。

如果说章义的自我认同之路是一部典型的血泪史，那么同样参加拍婚纱照的女同性恋者丹娜的成长简直称得上是一帆风顺。「我跟他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一代人。」

来自大城市的丹娜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她初一情窦初开丶被同性「电到」的时候，刚好是互联网兴起的1998年。

从一开始，丹娜就自信自己是很正常的。现在在北京一所名校读研究生的她从不刻意去隐瞒自己的身份。当被邀请参加拍婚纱照活动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1998年，是同性恋发展无可争议的拐点。这一年，拍婚纱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丶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在经历了遍寻图书馆找不到中文同性恋书籍丶只能苦学英文啃原著的漫长黑暗时期后，终于发现了一片「碧海银沙」──第一个拉拉聊天室。「当时全中国就只有20多个拉拉找到那里聊天，那时候还没有组织，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觉。」

「互联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隐蔽性的群体呈现爆炸性的发展。」 万延海说。

中国法律环境的逐渐改善也有利于同性恋运动的发展。1997年的刑罚修正案里，删除了流氓罪的条款，压得同性恋者喘不过气来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通过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是「性指向障碍」这个诊断也被彻底地删除了。

既然同性恋既不违法，又不是病，还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理由阻止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益呢？


隐形的禁忌

那么，中国同性恋群体如今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生存状况？

在「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男同志愿者组织丶爱白文化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江晖拿出一张国际ＩＬＧＡ组织发布的ＬＧＢＴＩ Rights in the World地图，指给记者看。在承认同志权利的红黄色地带和严厉处罚同性恋者的蓝紫色地带之间，是广漠的灰色地带，中国就处在这个地带上，即：既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也没有支持性和保护性法律。

「在我看来，（中国同性恋生存环境）是中间偏上一点。我完全不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对于风险都是做过评估的，活动形式上也会相对温和。」江晖自信地说。

反而他比较担心中国的地下教会。他告诉记者，中国有很多国外背景的地下教会在活动，有的带有非常强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他们发现有些教会在秘密地做一些同性恋矫正的培训。做活动时，有时会遇到宗教人士来对峙。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语境，没法对话。

而对于缺乏政府资金支持丶完全靠自己募款的女同组织来说，身份的困扰似乎更大一些。北京「同语」（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组的负责人闲介绍说，在中国同性恋组织无法注册，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没有身份就很难争取捐款，因为很多慈善机构不会捐款给没有注册的组织。其次，不清楚政策界限在哪里。比如，2005年12月，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就因其敏感性被叫停。

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万延海介绍说，中国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文化里不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另一种则认为歧视特别大。「某些宗教里那种对同性恋明确的歧视在中国的确没有。但必须孝顺丶成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主流观念），其实不得了。有些学者简单化地说，我们的文明没有那种歧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但文化层面并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西方同样存在反对同性恋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但万延海认为，中国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跟西方比，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社会是分化的，但是不同的声音都能表达，都能被听到。这很关键。即便一些保守的力量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不能侵害人的私人领域丶警察不能滥用权力……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是一致的。我们国家没有（完善的法治），所以作为边缘群体的同性恋者很容易成为权力的侵害对象。」


女同领导力

和世界潮流很不一样的是，在争取自身权益上，中国男同和女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闲看来，早期男同和女同的运动是一致的，分化是从2003年的ＳＡＲＳ之后开始。ＳＡＲＳ的爆发促使政府开始重视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公众不太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女同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不但比男男性行为，甚至比男女性行为的风险都低。因此，政府的主要合作对象是男同志愿者组织就不足为怪。大量的资金投入进去，有时甚至是拿钱找人。

乏人关注的女同在寂寞中把主要议题转向了文化建设和权利运动，逐渐风生水起。

在女同运动领导者闲的心中，和父母的关系是她永远的伤痛。「我是我父母的宠儿，但现在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亲密的状态。真的很悲哀。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她要改变这把她和亲人阻隔开的社会观念。她说，同性恋运动不仅仅是关于同性恋者，它更是关于社会平等，关于消除歧视和尊重差异。

2005年，闲创办了同语小组，在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自费来做女同运动。

当年，同语发布了《北京地区女同性恋者健康调查报告》。这一调查发现，仅有21.8％的女同志愿意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报告中写到：这也是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分不开的。父母对同性恋的看法丶对婚姻的要求丶中国传统观念对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的形塑，都使女同性恋者在对父母坦白这一问题上顾虑重重。「你自己出柜了，等于让父母亲锁进了柜子里。」即便是独立自信丶权利意识极强的80后女同性恋者丹娜，也一直对父母保守着这个秘密。

从2007年情人节开始，同语开始做同性婚姻倡导活动，今年的拍婚纱已是这一系列活动的第三个年头。

万延海很欣赏这种「女人的领导力量」，他说：「女同的出现，确定了在同性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她们在所有运动中都很积极，而且没有利益纠缠。」

男同领导者江晖承认，女同的这种发展方向更健康。「男同志内部简直吵得一塌糊涂。组织跟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资金投到艾滋病防治里，而不支持其他事情。」这些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志愿者甚至会反对「同运」，担心得罪政府，影响到他们。

江晖认为，现在的防艾治标不治本。「以前很多同性恋者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拿到安全套，现在的问题是，有大量的安全套但没人用。艾滋病的感染率高得不得了。」

据中国卫生部去年底发布的调查结果，全国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为4.9％，而三年前的2005年这一比例为0.4％。

影响安全套使用的最大原因还是群体意识。这样的认识使得江辉跟女同运动逐渐接近。2007年，第一次做情人节活动，只有一个男同志在最后一分钟赶过去；第二次，男女同并肩送花；今年拍婚纱照则是第三次──点子还是江晖想出来的。

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让公众可以看见同性恋，因为歧视来自不了解。第二，是让同性恋者看见其他的同性恋者。因为许多同性恋者缺少榜样，感到前途渺茫。至于同性婚姻立法本身，眼下对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之所以把二月份作为同性婚姻倡导月，选在情人节做这一列活动，还有个考虑是在两会前，呼应李银河博士的同性婚姻提案而进行。但李银河今年没有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提过四次了，有时给政协，有时给人大。隔一年吧。」

李银河很清楚，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要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步。首先，他们要能正式注册社团，这个社团要能有出版物。其次，利益诉求要有渠道，要有西方那样lobby制，在人大里要有他们的代表来提案。只能等待民主进程的成熟。」


感谢《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卫 采访撰稿


本文英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2009年4月5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