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至9日齊聚泰國首都曼谷的五百多位參與酷兒研究大會的人士當中，有學者、非官方組織的職工、熱衷同志運動的人士、影藝工作者等，他們都各自參與過亞洲男女同志、雙性戀者、易性人和酷兒（LGBTQ）文化的紀錄觀察和研究工作。

號稱「首個國際性的亞洲酷兒研究集會」的這次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Queer Studies），在曼谷大使酒店連續三天舉行，與會代表來自22個國家，包括泰國彩虹天空協會會長唐瓦尼（Viroj Tangvanich）、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創辦人何春蕤教授、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國際男女同志協會（ILGA）聯席秘書長斐萊末考德拉（Rosanna Flamer-Caldera）、知名性別理論家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的茱蒂斯‧哈柏斯坦教授（Judith Halberstam，《女性陽剛》作者）。

來自本區域的同運人士，有中國的江暉（愛白網網站）、香港同志聯席會議的邵國華、智行基金會的杜聰、香港女同盟會的陳文慧、印尼Gaya Nusantara 組織的衛多摩和新加坡的Alex Au 和 Russell Heng（People Like Us 我等之輩）。

主辦單位泰國國立瑪希隆大學（Mahidol University）人權研究及社會發展辦公室和澳洲的亞洲太平洋酷兒網絡（AsiaPacificQueer Network）原本估計50到100位代表出席，不過征文結束后，得以在七項議論主題中，收納165份研究報告。

大會還同時舉行另外一個以泰語為媒介的首個國內酷兒研究大會，吸引了不少來自國內外通曉泰語的學者們，以及來自全國各省份的社群組織、同運人士出席。

「酷兒」一辭，用以廣泛地指同性相吸、跨性別及易性的行為、認同感和文化。這個名詞也同時指出了，對於同志文化和歷史的研究，不止讓我們深入了解所謂的「少數社群」而已，也揭露了這個受異性戀者主導的世界的一些重要特性。

研究大會的主辦人之一，澳洲國立大學的彼得杰遜副教授說，「這個大會的意義是在於聲援爭取同志人權的國際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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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大會揭幕的演說中，彼得杰遜副教授指出，雖然亞洲的酷兒社群在為本區域邁向先進國家的努力中，站在先鋒的位置，但在每一個亞洲國家內，他們都還是二等公民。

「有些亞洲國家一方面以努力爭取到政治上的獨立而引以為傲，另一方面又延續了19世紀殖民地時代禁止同性戀的法律。這些所謂獨立的亞洲政府，在法律和道德上，還是臣服于當年由那個早已進入歷史長眠的大英帝國所引進的具歧視性的觀念和作風。」

彼得杰遜副教授針對的，是印度、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依舊可以把進行同性性行為者判以終身監禁的國家。

曾經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教育大獎的泰國國立朱拉隆功大學曼塔奔教授（Vithit Muntarbhorn）也有同感。

他在演說中，引用愛爾蘭著名文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95年因為「傷風化」行為，而受困為階下囚的里丁監獄（Reading Gaol），遺憾地表示，「時至今日，里丁監獄還存在我們身邊，而且也還有無數的奧斯卡。」

主辦單位強調大會的另外一個重點是支持和維護那些關于亞洲LGBTQ社群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在學術上的合法地位。

彼得杰遜副教授指出，「很多亞洲大學都還是極度保守的學府。盡管很多年輕的學術人員有意研究本區域的酷兒社群，但他們常常受到敵視同志的教授的阻礙，拒絕批准相關這些課題的研究。」

通曉泰文的彼得杰遜副教授在亞洲同志研究學者當中備受崇敬，著有數本關于泰國同志文化的著作。

他也注意到，那些深研同志和易性文化的學者，往往也會遭受同志們所經受的恐同歧視。

「在西方的大學裡，學生可以選修同志歷史課目。我還未聽聞亞洲的大學有此類課程。我們希望向這里極度保守的學術界宣示，同志和易性文化方面的研究，是在國際上非常重要和顯著的研究和探討的領域。」

這次大會的贊助機構，包括 Fridae、東南亞性別性向和衛生聯盟、紐約城市大學同志研究中心、加拿大駐曼谷大使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



「酷兒」代表甚麼？

澳洲國立大學的彼得杰遜副教授做了如是解釋：

「酷兒」（Queer）一詞原本是個異性戀者用來侮辱男女同志的粗俗語彙。不過1990年代一批研究同志的學術界人士依然把這個別人初期以來用來指認同志的名詞的主導權奪回來。

這一代人把「酷兒」重新定義為自豪的標誌，而非侮蔑的用辭。

今天「酷兒」這個詞彙有兩個用途。「酷兒」理論界認為研究同志歷史和文化並不能讓我們了解這些所謂的「少數族群」，反而透露這個我們被迫存活的由異性戀者主導的世界的重要特徵。

「酷兒」已經逐漸被用來泛指所有的同性戀男女、易性者、跨性別者和雙性戀者。

「酷兒」指的是被規範化的狹隘的異性戀定義以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