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公認，英國反同性戀的法律可追溯到19世紀末針對「下流猥褻」（gross indecency）行為的修正案──在1895年時，著名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即曾因觸此法案而被判入獄，服了兩年苦役。
不過，時空換到1982年，道奇恩則打贏了官司。自道奇恩的案子以後，人們即能夠高呼歧視同性戀的刑法，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問題是：地處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其他大多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非洲國家，為何在這件事上還看不到什麼改變？
一般而言，反同性戀的法律皆以道德為其訴求。基督教即認為，根據聖經文本與教會傳統，同性戀是不道德的。
然而，英國的殖民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alistic）。不像西班牙與法國，擴張版圖的先鋒部隊是教會牧師，在英國則是由商人開疆闢土，例如位於北美的英屬哈德遜灣公司即為著例。對商人來說，做生意與賺錢才是首要考量，傳福音要排在第二、第三……甚或第十位去了。
於是，重商主義的英國，一個泱泱商貿大國，就這樣把反同性戀的刑法出口到亞洲與非洲，而西班牙與法國等天主教國家並沒有步其後塵。所以很明顯的，是不是天主教國家，與國內是否實施反同性戀刑法、或是要不要出口這種刑法，是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
印度《刑事法典》第377條款，以及該條款在孟加拉、馬來西及、新加坡，與非洲許多國家中的孿生法條，根本不能算是一項英國的法條。這法條在英國其實從未被頒佈，它不適用於英國本地，而僅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法條。
一般公認英國反同性戀的法律可追溯到19世紀末的「下流猥褻」修正案，王爾德即曾因觸此法而被判刑。根據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ael Foucault）的考據，就是在那一段時期內，西方社會才「發現」了同性戀人種。
「下流猥褻」法案在那個時期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該法案僅是下議院修正案，而非全國性的法案。顯然「下流猥褻」法案是為了回應當時發生在倫敦的某項醜聞。而其實遠早於「下流猥褻」法案之前，英國早已有禁止肛交的法令，在整個十九世紀中都可見到因觸此法而產生的訴訟案件。
那麼，到底那更久遠的「肛交／雞姦」（buggery）法是怎麼來的？一般認為，這是由教會內規所演化而來的。同時，「肛交／雞姦」法原也有反天主教的用意，因為這種律法也指控了神父與修女的同性性行為，讓政府藉此理由接收教會財產。
這就是英國之所以有這種大開倒車的刑法的由來。很令人作噁沒錯，不過這法案大致上其實並沒有實施。大體上，兩情相悅的性行為是難以執法取締的。
當傑佛瑞．道奇恩在北愛爾蘭挑戰這個法條時，他所面臨的問題是：他無法被認定是個「受害者」（victim）；他並沒有因觸及肛交法而被起訴。根據歐盟人權大會的規定，他必須先被認定為受害者，才能提起訴訟。道奇恩只得宣稱自己為了這到法律而造成精神衰弱，而他其實知道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危險。
其他「受害者」的故事也同樣荒謬，其中最離譜的是愛爾蘭的參議員大衛．諾里斯（David Norris），他同樣在歐盟人權法庭打官司，其菁英形象為眾周知，還選上了參議員。澳洲塔斯馬尼亞省（Tasmania）的尼可拉斯．圖能（Nicolas Toonen），儘管其同志身份如同道奇恩一樣為眾所知，同樣也得先証明自己是個受害者，才能將他的案子上訴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美國對於提起訴訟的資格有十分嚴格的規定，像精神衰弱這樣的理由就不夠充份。你必須是個道地的受害者。例如鮑爾對哈維克案、羅倫斯的德州案，這兩個大案子之能夠成案，都是因為涉及嚴重的警察執勤不當——警方因為誤信情報闖入民宅，他們沒有找到毒品，卻看到人家正在交歡。
真正的受害者是確實存在著的，例如在歐洲與北美，警察臨檢三溫暖（桑拿）與公廁的事情就偶有所聞。在某些美國轄區內，警察會使用誘陷（entrapment）招數，讓帥哥員警身著緊身牛仔褲，然後在公園與公廁附近閒晃。只要警方想要拘捕同志，他們在任何時間內都可以逮得到；他們雖然知道這一點，不過卻不太在意。
美國警察並沒有以為拘捕行動就能夠嚇阻同志。儘管眾所周知，美國在地方選舉前常有道德肅清的臨檢行動（尤其是有檢察官參選時），不過只要選舉一結束，這類的臨檢即告終止。
這些臨檢是隨機而偶發的，而且被抓的人並不具政治身份，從未發起改革運動。令人悲痛的是，這些受害者在獄中上吊的原因，往往是因為覺得羞恥，而非因為投身改革運動。
關於這一點，在英國的法律改革運動中，改革訴求的重點就不在於警方執法，而在於非公開的黑函勒索的行為。同樣的情況也在印度引起爭議，在那裡援用377條款造成的勒索黑函亦令人聞之色變。
回顧西方國家的近代史，黑函勒索的興起可溯及五十年前的冷戰時期。當時很多卑鄙的俄國人就是利用黑函，搞垮了多位性向特殊的菁英與高級公務員。
那時英國有多少宗黑函事件？而當今輸入了377條款的印度或其他地方又有多少黑函事件？我們固然無法得知。黑函，一如同志性愛，往往是遮掩得密密實實的。
第377條款的主要功 能，就是要人們對於性噤口不語。所以，與377條款及其孿生條款的對抗，基本上是一場爭取能見度的社會運動。
現有的刑事法是令多元性別消匿於公共論述的機制之一。我們社會呈現出的，一種異性戀的樣貌，並且是高度同質的異性戀樣貌。
大量的意見、傾向、興趣、運動、意識型態都被流放了，而這反而造就了LGBTIQQ──所有非正統的性別人權全都集結的怪現象。我們社會的恐懼是，你一旦把對同性戀者的打壓鬆綁開來，你得準備應付的人會更多：雙性戀者、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者、施虐愛好者、受虐愛好者、扮裝者、跨性別者、陰柔男孩、男人婆、陰陽人、青春期的性行為……
而這是真的。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一經開啟，不會只有上得了檯面的男女同志在電視上談論最新的小說與戲劇。假以時日，社會必得能夠容納不同的性別，與其他種種變異的性向型式。
除此之外，最具威脅性的是，這些性別變異者並不再只是「他者」。異性戀多數群體的一體性結構的純粹性會逐漸損壞，露出底下原本只屬傳說的根基。正如二十年前安．蓮德斯（Ann Landers）在讀者問答專欄中所寫的，大多數的扮裝者其實是異性戀。而金賽（Kinsey）在更早所說的（《今日印度》雜誌最近也有提到），超過三分之一的男生曾有過同性性行為，而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同志」，他們大多數只是喝醉了、或尋求一種快速的「解壓」，或者只是一時好玩而已。
廢除了第377條款，好戲才剛剛開演。
本文原載於《In Plainspeak》（2007年第一期），這是一本由「The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Resource Centre on Sexuality」（www.asiasrc.org）出版的季刊，經授權轉載。
關於作者
道格拉斯．山德斯是法律學系榮譽退休教授，曾任教於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及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他曾教授國際人權法，為聯合國人權研討會撰寫背景論文，並曾就外來移民、性向與性別少數族群的人權等議題廣泛撰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