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母親的祝福與支持下，亞梭柔卡維（Ashok Row Kavi）在1986年通過雜誌專訪公開出櫃，當時也是印度媒體史上首次出現母親談論對兒子是同性戀的看法。
亞梭柔卡維（Ashok Row Kavi）現居印度孟買，是Humsafar信託基金會的創始人。Humsafar信託基金會是印度最早的同性戀權益聲援機構之一，也曾多次在孟買成功 舉辦了的同性戀者和變性者衛生宣導活動。
在亞梭柔卡維的指導下，Humsafar信託基金會已經在印度順利發展成一個以社區群眾為基礎，致力於推廣愛滋病防治，關懷並援助愛滋感染人士的大型互助組織。而現年61歲的這位前記者亞梭柔卡維，現在除了是執掌Humsafar信託基金會，並擔任國際愛滋委員會新德里分部的顧問之外，也是印度最傑出的同志運動人士之一。
TREAT Asia Report：總括來看，印度對同性戀的態度怎樣？
古印度對待變性者的態度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古印度，變性者是被比丘尼和佛教徒所尊敬的性別少數，在中東的古代傳說中，女性化的男神祗的故事時有記載。但近現代的印度已經喪失了對變性者和同性戀者的接受和認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英國殖民統治時候所殘留的荼毒。
而在西方社會普遍對同性戀者態度開化的今天，印度卻是遠遠的落在先進國的腳步之後，印度目前對同性戀者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大致上，生理性別身份已經被認同，但心理性別身份卻一直是社會上對同性戀者爭論的焦點。具女性心理的男子，在印度社會裡不具實際權利，儘管他們身份是男性，但女性化和女性心理使得他們無法正常行使社會和傳統賦予他們的角色，因此被排擠在社會角落。如果他們有異裝嗜好，那他們所遭受的責難也將更多，通常，變性者會被強制從家庭中驅離，加入類似於Hijras等印度固有的變性者群體。
在印度，至少有八成的男同性戀者是已婚身份，拿Humsafar信託基金會裡的例子來說，４０％曾發生同性性行為的男子不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他們的同性性行為的對象也不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男同性戀者，因為他們通常也跟女性伴侶發生關係。
TREAT Asia Report：您常常被認為是印度近現代史上第一位出櫃的男同性戀者，請問您具有怎樣的出櫃經歷？
我雖然是西方觀念中的同志，但我並不在那種傳統中長大。我自幼受印度教的教化，在寺廟中修行，但我一直以來都了解自己的性傾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導師啟迪我應該回歸到俗世中，聯合起我的族群，向社會宣揚我們的存在，寺廟不是一個供我逃避的地方。他的教化使我深受感動，於是我回歸社會，公開出櫃。
但要知道在印度出櫃不比在西方國家出櫃，因為在印度的主流價值觀中，應該娶妻生子、組織家庭的男子卻跟同性在一起，是違背倫常和倫理的，是對主流價值觀的背叛，所以應該得到批判。另一個方面，1984年當時已經是一位專業記者的我，也幾乎險些失去工作，但我在接受工作之前，坦誠對主管表明了身份，因此我的主管自始至終都懷有對我理解和鼓勵的態度，沒有將我勸離。
而我的家庭中，兄弟們和他們的妻子對我一直不甚理解，但萬幸的是，我有一位明理而勇敢的母親。當我被某政客言語攻擊的時候，我母親挺身而出為我辯解。所以，我的出櫃阻力很小，因為我得到了很多幫助和聲援，我的社會生活和工作並未受到影響。
TREAT Asia Report：請問你籌組Humsafar信託基金會是怎樣的過程？
上世紀80年代，我從（加拿大）蒙特利爾回到印度，被印度嚴重而氾濫的愛滋病感染狀況所驚懾。８０％的愛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戀者，但政府所提撥的援金之中僅有不足８％是用於救治男同志愛滋病感染者。這種滿目瘡痍的局面，使我萌生了建立一個男同性戀者互助組織的念頭，畢竟，那時全亞洲都沒有任何一個官方的同性戀權益組織。
所以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熱心人士從組織非正式的工作坊和小型集會開始，後來聲勢逐漸壯大，但我們同時在思考一個對未來的工作方向能起到相當指導作用的問題：我們基金會服務和幫助的對象到底是狹義還是廣義的男同性戀者？
後來我們一致決定Humsafar要將重點放在那些沒有結婚的男同性戀者，儘管我們不想過分原則化，但我們覺得還是必須有一定的原則以供我們遵守。所以我們就從孟買的單身、貧窮的男同性戀者著手，展開了我們的工作；但我們並不會將其他男同性戀者棄之不顧，Humsafar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去年，我們為60,000人提供了健康服務。
Humsafar現在約有185名全職員工，所以人力的和行政資源的充足，使得我們能以更大的深度和廣度接觸並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士，我們救助的對象包括：出櫃的男同性戀者、男男性接觸者（MSM）、變性者、同性性工作者等等。
Humsafar提供的服務和設施有：電話預約諮詢、性傳染疾病醫院和診療中心、公立醫院聯絡服務、定期匯報會議、資訊資料館、匿名的ＨＩＶ檢測和輔導等等。除此之外，我們也堅持在孟買和各地舉辦宣導和防治服務。
TREAT Asia Report：目前，印度ＨＩＶ/愛滋病救治方面有哪些舉措？
印度很多醫生和醫院具有性傳染疾病的檢測和治療方法，但他們的醫療行為在我看來有很大的漏洞，他們對男同性戀患者有很大的歧見：婦女和兒童可以得到抗愛滋藥物和治療，但男同性戀者和變性者被排除在醫療對象之外。我想說，印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給變性者發放第三性護照的國家，但他們卻會因愛滋病被拒於醫院門外。Humsafar所能提供的服務在這個大環境中顯得微乎其微，如果社會觀念不改變，愛滋病防治將面臨更艱巨的阻礙。
TREAT Asia Report：政府的在宣導方面是否有任何進步？
男男性接觸者的ＨＩＶ感染率在印度依然居高不下，所以政府才開始意識到與同性戀組織、男男性接觸者群體和變性者群體之間積極合作的重要性。政府今年將對全國的愛滋病感染者進行統計和調查研究，並預計展開200個特定對象干預活動，平均每個活動將針對1000名對象。這個數字看起來不足，但至少政府已經在行動。
政府對男男性行為者群體的重視和政策對愛滋病防治是相當有益的，但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授意的非政府組織卻不清楚怎樣配合政府。我的建議是，這些干預活動必須由同性戀者為主導，並且最好是以社區為基礎。
TREAT Asia Report：您對印度的愛滋病防治進程是否樂觀？
面對現況，我們還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另外，很多感染者的經濟條件相當差，也使我們的進程面臨了阻礙，總之我們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