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母亲的祝福与支持下，亚梭柔卡维（Ashok Row Kavi）在1986年通过杂志专访公开出柜，当时也是印度媒体史上首次出现母亲谈论对儿子是同性恋的看法。
亚梭柔卡维（Ashok Row Kavi）现居印度孟买，是Humsafar信托基金会的创始人。Humsafar信托基金会是印度最早的同性恋权益声援机构之一，也曾多次在孟买成功举办了的同性恋者和变性者卫生宣导活动。
在亚梭柔卡维的指导下，Humsafar信托基金会已经在印度顺利发展成一个以社区群众为基础，致力于推广爱滋病防治，关怀并援助爱滋感染人士的大型互助组织。而现年61岁的这位前记者亚梭柔卡维，现在除了是执掌Humsafar信托基金会，并担任国际爱滋委员会新德里分部的顾问之外，也是印度最杰出的同志运动人士之一。
TREAT Asia Report：总括来看，印度对同性恋的态度怎样？
古印度对待变性者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古印度，变性者是被比丘尼和佛教徒所尊敬的性别少数，在中东的古代传说中，女性化的男神祗的故事时有记载。但近现代的印度已经丧失了对变性者和同性恋者的接受和认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时候所残留的荼毒。
而在西方社会普遍对同性恋者态度开化的今天，印度却是远远的落在先进国的脚步之后，印度目前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大致上，生理性别身份已经被认同，但心理性别身份却一直是社会上对同性恋者争论的焦点。具女性心理的男子，在印度社会里不具实际权利，尽管他们身份是男性，但女性化和女性心理使得他们无法正常行使社会和传统赋予他们的角色，因此被排挤在社会角落。如果他们有异装嗜好，那他们所遭受的责难也将更多，通常，变性者会被强制从家庭中驱离，加入类似于Hijras等印度固有的变性者群体。
在印度，至少有八成的男同性恋者是已婚身份，拿Humsafar信托基金会里的例子来说，４０％曾发生同性性行为的男子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们的同性性行为的对象也不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同性恋者，因为他们通常也跟女性伴侣发生关系。
TREAT Asia Report：您常常被认为是印度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出柜的男同性恋者，请问您具有怎样的出柜经历？
我虽然是西方观念中的同志，但我并不在那种传统中长大。我自幼受印度教的教化，在寺庙中修行，但我一直以来都了解自己的性倾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导师启迪我应该回归到俗世中，联合起我的族群，向社会宣扬我们的存在，寺庙不是一个供我逃避的地方。他的教化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回归社会，公开出柜。
但要知道在印度出柜不比在西方国家出柜，因为在印度的主流价值观中，应该娶妻生子丶组织家庭的男子却跟同性在一起，是违背伦常和伦理的，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背叛，所以应该得到批判。另一个方面，1984年当时已经是一位专业记者的我，也几乎险些失去工作，但我在接受工作之前，坦诚对主管表明了身份，因此我的主管自始至终都怀有对我理解和鼓励的态度，没有将我劝离。
而我的家庭中，兄弟们和他们的妻子对我一直不甚理解，但万幸的是，我有一位明理而勇敢的母亲。当我被某政客言语攻击的时候，我母亲挺身而出为我辩解。所以，我的出柜阻力很小，因为我得到了很多帮助和声援，我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并未受到影响。
TREAT Asia Report：请问你筹组Humsafar信托基金会是怎样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我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回到印度，被印度严重而泛滥的爱滋病感染状况所惊慑。８０％的爱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但政府所提拨的援金之中仅有不足８％是用于救治男同志爱滋病感染者。这种满目疮痍的局面，使我萌生了建立一个男同性恋者互助组织的念头，毕竟，那时全亚洲都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同性恋权益组织。
所以我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热心人士从组织非正式的工作坊和小型集会开始，后来声势逐渐壮大，但我们同时在思考一个对未来的工作方向能起到相当指导作用的问题：我们基金会服务和帮助的对象到底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男同性恋者？
后来我们一致决定Humsafar要将重点放在那些没有结婚的男同性恋者，尽管我们不想过分原则化，但我们觉得还是必须有一定的原则以供我们遵守。所以我们就从孟买的单身丶贫穷的男同性恋者着手，展开了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并不会将其他男同性恋者弃之不顾，Humsafar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去年，我们为60,000人提供了健康服务。
Humsafar现在约有185名全职员工，所以人力的和行政资源的充足，使得我们能以更大的深度和广度接触并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士，我们救助的对象包括：出柜的男同性恋者丶男男性接触者（MSM）丶变性者丶同性性工作者等等。
Humsafar提供的服务和设施有：电话预约谘询丶性传染疾病医院和诊疗中心丶公立医院联络服务丶定期汇报会议丶资讯资料馆丶匿名的ＨＩＶ检测和辅导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坚持在孟买和各地举办宣导和防治服务。
TREAT Asia Report：目前，印度ＨＩＶ/爱滋病救治方面有哪些举措？
印度很多医生和医院具有性传染疾病的检测和治疗方法，但他们的医疗行为在我看来有很大的漏洞，他们对男同性恋患者有很大的歧见：妇女和儿童可以得到抗爱滋药物和治疗，但男同性恋者和变性者被排除在医疗对象之外。我想说，印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给变性者发放第三性护照的国家，但他们却会因爱滋病被拒于医院门外。Humsafar所能提供的服务在这个大环境中显得微乎其微，如果社会观念不改变，爱滋病防治将面临更艰巨的阻碍。
TREAT Asia Report：政府的在宣导方面是否有任何进步？
男男性接触者的ＨＩＶ感染率在印度依然居高不下，所以政府才开始意识到与同性恋组织丶男男性接触者群体和变性者群体之间积极合作的重要性。政府今年将对全国的爱滋病感染者进行统计和调查研究，并预计展开200个特定对象干预活动，平均每个活动将针对1000名对象。这个数字看起来不足，但至少政府已经在行动。
政府对男男性行为者群体的重视和政策对爱滋病防治是相当有益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授意的非政府组织却不清楚怎样配合政府。我的建议是，这些干预活动必须由同性恋者为主导，并且最好是以社区为基础。
TREAT Asia Report：您对印度的爱滋病防治进程是否乐观？
面对现况，我们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另外，很多感染者的经济条件相当差，也使我们的进程面临了阻碍，总之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