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港後，立志要創辦一間同志社區中心，與友人籌備數月，終於在12月1日（世界愛滋日）成立「香港彩虹」「Rainbow of Hong Kong」 。不經不覺間，邁步十載。2007年7月2日，「首間為同志而設的社區服務中心」正式投入服務，標誌著香港彩虹在同志平權運動及愛滋防治工作的新里程。
甚麼使我堅持多年，不但沒輕言放棄，縱然2000年開辦「彩虹中心」一年後便倒閉，相反「愈戰愈勇」？
衷心說，多得海外友好千辛萬苦，為我安排一個又一個交流的機會，以組織和個人名義贊助我參加大型國際性會議。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對於某些大機構或公職人員來說可能是感覺厭膩的會議，有時候一個人一句看似微不足道的說話，都可以為另一個人帶來莫大的影響！
好像2006年，在滿地可（Montreal）舉行的「首屆世界同志運動會」（1st World Outgames）開幕禮中，公開同性戀身份的著名網球女運動員納芙拉蒂諾娃（Martina Navratilova）說了一句說話──「Coming Out, Tell the Truth, Play the Game」，就激勵我往後「百分百現身」了！
納芙拉蒂諾娃夠「吉士」（guts），無懼可能因身份曝光而招致的身敗名裂；現身前後，同樣地敬業樂業，並且因著做回自由人而為弱勢社群貢獻的更多。我當時想，真正喜歡看她打網球的人，並不會因為其同性戀性傾向而離去，反而會更加欣賞她的勇氣與鬥志。
無論攣好直好，做人終究要對得起自己，總不能一輩子收收埋埋，雙面迎人。別人的歧視雖然可怕，最可怕的其實是來自心魔。要麼活在別人無理取鬧的說話之下，不然就當肯定自我，站出來，是就說是，全力以赴，在自身崗位裡做到最好！平權從來都是要從自身開始，等世界改變的話，也許 再等二百年吧！
其實，06年加國廿九天旅程中，我的內心不斷在跟自己對話：友好們對我過往自欺欺人的處理同志與愛滋病患者的身份提出挑戰是出於好意，前輩們軟硬兼施地迫使我反思百份百現身的可能是為我著想。
對於我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人士和媒體，分別使用Ken仔、肯復、Kenfil、Kenneth Cheung和張錦雄等名字，解釋成為了保護自己及家人，這個說法連我自己也開始接受不了！
好不舒服，對著不同的人說不同程度的真心話，同時又要堅持不說謊話！好想好想可以做回自己，擁有掌管自我身份百分百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前程要是錦繡光明，為同志社群爭取平等權利要更有成效，無可避免要走上百分百現身的一步！
或許 有人會說國情不一，或許 有人叫我瞻前顧後，但我相信過去十年多的時間，已是很好的基礎了。從上機返港的一刻，我誓要：「Coming Out, Tell the Truth, Play the Game」！
這回是我首次在港以中英文全名不加任何處理地亮相於人前，說老實，確實有點緊張。因為台下不少是主流愛滋病服務機構和社福機構的前輩，作為同志組織創辦人，雖說與組織成員過往為社群做的不少也不錯，但當時香港彩虹的發展仍是很局限，仍未有自己的辦公室和受薪職員。
基於堅信個人以至機構和政府都有進步的可能，且很想跟大家作互動交流，我仍是站在台上作了十五分鐘的演示。當中分享了我多年來的一些訪問剪報和是次旅程的一些很有意思的照片，以及針對同志和愛滋病議題，參考多年來自身的經驗，再結合加拿大所學，概括了我的八點見解──
1. 反「恐同」，建立一個多元社區，不但有助推動性傾向平權，更有助減低男同志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2. 同志社群籌辦，切合社區需要和文化，政府和主流機構給予支援或合作，愛滋病預防工作會更有成效；
3. 同志消費場所外展工作之外，要擴闊同志社交生活空間，設法接觸不愛蒲酒吧去桑拿的一群，包括設立同志服務中心；
4. 過程中要特別敏感「弱勢中的弱勢」之需要，因為他們往往更難獲得資源和資訊；
5. 善用同志社群的多元性，鼓勵不同性／別／傾／向者參與其中，盡量展現身份的自我認同和驕傲；
6. 培訓男同志兼愛滋感染及病患者，增加就業機會，優先聘用「自己人」，作為朋輩輔導角色推動防治工作；
7. 政府和主流機構決策層應包含不同弱勢社群界別代表，擺 脫「花瓶主義」，交流會議要給予他們優先參與權及贊助；
8. 無論如何，歧視仍然存在，不斷裝備自己，掌握更多愛滋病防治和法律知識，逐步現身，迎接挑戰！
最後，我演示了在加國之行所做的其中一個傳媒訪問剪報，題為「受印尼華僑感染者演講感動‧愛滋港男公開身份誓倡權」（2006年8月19日《明報》A3），並以簡單一句說話概括了我在整個加國之旅的感受──「生命好似一場戰爭，不論我們是攣或是直，不管有沒有感染愛滋病毒，都該傾盡全力打個漂亮，唯有這樣才能做到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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