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們人類的語言演變，其實是一直跟隨著我們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比如中國大陸人，學會學到的最先最初的粵語詞彙，應該說是「的士」和「打的」。比我年輕的一代中國人，可能很不理解，如今融進大陸官方正式認可的漢語這兩個詞，的士，打的，和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有什麼關聯？

要知道的歷史背景是，30年前，大陸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小城市，根本就沒有的士（計程車）的營業，哪來「的士」這個概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倒是有為數甚少的計程車在街上跑，沒吃過豬肉，倒是見過豬跑，知道的士這種計程車是怎麼回事。可昂貴的車資，跟普羅大眾每月的工資收入相比，的士也成了只有極少數人可以體驗的特權，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跟我們普通老百姓何干？

所以，只有到了普通人辦急事上醫院趕時間，也可以消費得起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出現了，的士，打的，這樣的外來詞彙，才排得上用場，才融會貫通，融進當地的語言體系，成為當地語言的一部分。

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粵語中，將大陸漢語詞彙「小姐」和「同志」的轉義。

先談「小姐」一詞的轉義。

我親耳聆聽過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的一次講學，他對「新中國成立後，消除了嫖娼賣淫」的說法，也就是說，嫖娼賣淫這樣的生活方式，被政府強制取締消滅，非常不以為然。潘教授舉的反例是，國營煤礦周圍的農家婦女，和煤礦工人的性錢交易，從來都是「絡繹」不絕的，何來「消除」一說？

不過呢，將農閒時節和煤礦工人做副業的農家婦女，跟如今價真貨實的「性工作者」，放在一起稱為「小姐」，恐怕會犯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哦。

所以，「小姐」一詞特指「女性性工作者」的轉義，還得等到香港人的工廠企業公司的北上，等到百萬女工闖深圳跑東莞的年代，才會跟隨粵語的北伐大陸，在中國大陸的漢語中生根發芽，最終立足成活，成為當代漢語的一部分。

至於「同志」一詞的轉義，我特別要說明的是，當代同性戀者的以「同志」作為身份認同，不是一種可選項的「生活方式」，與生俱來，痴心不改，跟輕而易舉的什麼生活方式，區別太大了。

不過，同性戀心理，同性戀行為，同性戀身份，還是很有時代特徵的，是個與時俱進的歷史進程。

我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周華山博士的著作中，就看到他轉述洋人的研究成果，認為同性戀行為，甚至同性戀愛戀，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文化中，自古皆有。但同性戀者作為一個身份認同，卻需要等到工業革命之後，大規模的城市人口興起，才會出現。

和小村子幾十上百號人，七大姑八大姨，誰都認識誰的農業社會生態不同，城市中的匿名性，城市人居住的流動性，才可能讓同性戀者，生存壓力減少，才有可能遠離父母家人，脫離口水八卦的泥潭，擁有自己的私密生活，隨之而來的，才是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

同性戀性行為，在中國大陸，也是自古皆然，當雞姦犯判刑也好，被槍斃也好，就算是在所謂的社會道德最純潔的年代，一直都在生生不息。但同性戀和其它的社會禁忌不同，可以偽裝，可以隱藏，可以很不當一回事，結婚生子，也沒什麼過不去的坎，什麼自身身份不身份的，認同不認同的，都不是很急需急迫的議題。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好像是重複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進化過程，年輕人進城的多了，遠離了七嘴八舌的鄉裡鄉親，私密空間多了，更重要的是，自我意識到覺醒，不想委屈自己的本性，自身身份的認同，也越來越多地提上追求獨立自主人格議事日程。

同志一詞，偏偏在如此歷史背景下轉義，哈哈，真是生逢其時啊。

今天想聊的這個新詞，既跟小姐有關，也跟同志有關。還是香港強勢粵語的北伐，文縐縐的小姐之外，對女性性工作者，還有一個粵語稱呼，雞。好多粵語的字詞都跟普通話千差萬別，這妓女的妓，和雞婆的雞，倒是出乎意料的發音相似接近，叫雞，招妓，也發音近似。

結果是，因為這個「雞」的轉義，居然冤枉涉及到既無發音相近，也沒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種常見家禽，鴨。其實依照語言的類似推理，雞婆指女性性工作者，應該順水推舟水到渠成，雞公指男性性工作者，不成想，簡潔明了的一個「鴨」，成為男性性工作者的代稱。

我標題中提到的這個新詞，對我來說是新詞，對不少「如歌」的讀者，可能早就滾瓜爛熟於心了，就是雞鴨系列之後，「鵝」。到底是同志運動的成就，讓同志有了更多的能見度，普羅大眾也略知一二，還是不少同性戀者眼中，同志運動的副產品？使得專接男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原本不為人知，如今卻在街談巷議的俗語中，有了自己的借指稱呼，鵝。

如同我在《有一群人，還沒有名字》所言，對異裝變性女孩的欣賞者，如今沒有一個名稱稱呼。如此類推，那些變裝異性的女孩，做了性工作者，該叫她們什麼呢，雞，鴨，鵝，之後，下一個無辜的家禽鳥兒，哪一只會做這些特殊女孩的指代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