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商店開始以六色的彩虹旗幟裝扮櫥窗，就知道又到了六月，各商家正忙著月底的大遊行。每年紐約都有一些定期的大規模遊行活動，像是萬聖節、聖派翠克節、波多黎各日、希臘日、以色列建國紀念日遊行，甚至中國年的舞龍舞獅等活動；其中最盛大、參與人數最眾多的，應該就是六月底的同性戀大遊行了。

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當然不容錯過，我很早就在遊行隊伍經過的道路旁找了個好位子等候著。中午時刻，裝扮獨特、舞技高超的男女同志、變性人、雙性戀者，和支持同志的家人、警察、消防員、政治人物、演藝人員等組成的遊行隊伍便開始由52街出發，沿著第五大道前進，一路走到格林威治村的克里斯多福街。超過五十萬人的遊行隊伍和群眾遍佈在三英哩長的遊行路線上，城市成了一個熱鬧的嘉年華會場。當前第一夫人希拉蕊經過時，民眾報以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這時，往身後望去，才發現四周盡是身材健美、帥氣的男同志們，自己成了打扮最不入時、最格格不入了的一員。難怪九○年代末的《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曾形容紐約是「一個同志的世界，一般人只是住在裡面而已」。

從最初被社會排擠、被視為異類，到為大眾接受、甚至到現在成為主流文化之一，同性戀者歷經了一段漫長、艱辛的路程。由於缺乏對同性戀的認識，一開始社會大眾多以有色眼光看待同性戀者，視其為心理或生理上的缺陷。當八○年代愛滋病在同性戀圈蔓延時，甚至有人認為那正是老天給予同性戀者的懲罰。其實我對同性戀原本也是懞懂無知，直到搬到紐約，有機會接觸出櫃的老師和同學，才瞭解同性戀者的人格特質。在推翻同性戀者都是性情古怪的刻板印象之後，我發現同性戀者通常是團體中最活潑、對美的事物最敏感的一群。一名同性戀友人曾表示，他們在尋找心靈相通的伴侶時，往往跨越了社會既定的男女角色扮演、交往模式，性別當然也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內。

雖然同性戀者在紐約已擁有一定的地位，但直到三十多年前，同志們仍不敢公開自己的性傾向，在公共場所更不敢招搖、表達感情，生怕一舉一動引來警察以「危害善良風俗」之名加以逮捕。他們多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的克里斯多福街附近，因為那裡的酒吧提供了同志們一個交流的環境。其中一九六七年開幕的石牆酒館（Stonewall Inn），更是同志圈內耳熟能詳的喝酒、跳舞的私人俱樂部。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警察以非法賣酒之名襲擊石牆酒館。在一一檢查酒館內兩百多名顧客後，酒館的工作人員、幾位變性和男扮女裝的同志們被戴上手銬。這時，群眾開始聚集在酒館附近，對著由石城酒館走出的同志歡呼；當一輛大型囚車抵達，將遭逮捕的人們送上囚車時，旁觀者更開始鼓譟；有人對警察丟擲酒瓶、垃圾桶、砸玻璃，雙方展開肢體衝突。抗爭結束後，總計有十三人被捕，好幾位警察受到輕傷。隨後幾天，石牆酒館外不斷有示威抗議活動。一個月後，為同志爭取平權的「同志自由前線」（Gay Liberation Front）在七月二十四日成立；同志們也於七月二十七日當天，由華盛頓廣場出發，遊行到石牆酒館。一年後的六月二十七日，紐約舉行了石牆週年紀念的同志遊行，將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兩天定為「同志榮耀日」。昔日的石牆酒館早已關閉，但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作為同性戀者積極爭取自己權利的濫觴，已成為全球同志運動最重要的轉捩點。

現在的克里斯多福街上各式情趣用品商店、同性戀酒吧、巧克力店、咖啡店林立，著名的王爾德書店（Oscar Wilde Bookshop）也在同一條街上。隨處可見一對對親密的同志手牽手、悠閒地走在街上。即使當非同性戀者走進同志的咖啡廳時，滿室的同志們也不會多看你一眼。克里斯多福街附近的道路錯綜複雜，每當迷路要找人問路時，為我們解答的也都是那些熱心的同志們。

就在原石牆酒館對面，克里斯多福街、Grove街、第七大道交叉的謝瑞登廣場（Sheridan Square）上，一座由四個如真人般大小的人像組成的白色雕像群，就豎立在克里斯多福公園（Christopher Park）內。其中兩名女子坐在公園的綠色座椅上，一個將手放在另一個人的大腿上，兩人的雙手輕微接觸；在她們前面站著兩名男子，其中一人輕拍另一名兩手插在褲子口袋裡的男子的肩榜。這四個人像是在互相鼓勵或彼此安慰。這是喬治‧席格爾（George Segal, 1924－2000）為紀念同志爭取平權，於一九八○年鑄造、一九九二年正式設立在克里斯多福公園的《同志自由》（Gay Liberation, 1980）雕像。



我自己對這座雕像的第一印象是：不到六英呎高的雕像比想像中小多了。原來紀念雕像不需要以大取勝，最重要的是如何引起共鳴。不走刻畫同志與社會抗爭或受歧視的悲情路線，《同志自由》的人物和你、我一樣，他們用肢體語言傳遞溫情與關懷，和任何一對戀人者間真摯的感情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全白的外表卻像個幽靈，深沈的表情、緊閉的雙眼，讓我們無法接觸雕像人物的目光。這種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提醒不足為奇的人事物也有深不可測的一面，正是席格爾作品的特色。

雕像人物的毛細孔依稀可見，所穿的衣服皺褶也栩栩如生。雪白的《同志自由》像是以石膏直接將真人固定或在真人身上塗上白漆似的，輕輕觸碰後才知道是座銅雕。席格爾以親朋好友作為取模對象，用浸泡過石膏的濕布條環繞在模特兒身上後製成模型。後來他發現可以使用現成的醫療用的石膏繃帶；首先將乾的石膏繃帶纏在模特兒的身上，在繃帶上加水，待石膏固定後，再將完成的石膏模具由模特兒身上取下；接著將石膏漿注入模具內，等石膏漿凝固後，雕像便大功告成。這個技巧很像鑄造大型銅雕時所使用的「脫蠟法」（lost wax casting）：將融化的銅漿注入蠟、陶土製成的模具內，銅冷卻後再將外層的陶土模型除去。《同志自由》便是運用脫蠟法，然後在銅雕的外表塗上白漆。

雖然經過了二十年，《同志自由》卻像是昨天才鑄造完成的──人物的衣著、高跟鞋、皮帶等，都和旁邊的服飾店販賣的物品十分類似。不捕捉瞬間、不刻意營造戲劇效果，席格爾的雕像給予人恆久的印象，好像他們從很久以前便一直佇立在這裡。雕像人物默默地站在克里斯多福公園內，全然不知自己的出現曾引起激烈的爭辯。同性戀者歷經長期抗爭才獲得社會認同，席格爾雕像的命運也一樣地坎坷；來自社區其它成員的反對聲浪，使得《同志自由》由籌畫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正式設立在公園內，先後竟經過了十三年的時間，不但藝術家本人曾受到要脅，直到今日，偶而還是有人企圖破壞這座雕像。



其實席格爾並不想利用雕像作政治宣言，而是以人文關懷、同理心的角度對待同性戀者，表達人類真摯、溫暖、細膩的情誼。將與普通人相同比例的《同志自由》放置在公園內，雕像不再是展示台上供人瞻仰、高不可攀的作品，人們可以靠近、觸摸他們，和他們或站、或坐在一起。在仔細觀察雕像的肢體語言和表情的同時，藝術家也許希望藉由與藝術互動的機會，欣賞者能不僅瞭解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與相似之處，更體會個人的自由，學習容忍、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同白色的《同志自由》常讓人誤認為它是一座石膏像，人們也很容易就憑外表或先入為主的觀念，評斷一個人或一件事。於是我們的世界充斥著對有色人種、少數民族、宗教、政治立場、性別等的歧視，並且由於認知不足，輕易地對陌生的事物產生偏見、誤解、恐懼或厭惡。我們往往急著將不熟悉的對象定型或分類，迅速貼上標籤，以有別於與自己的不同。一個真正平權的社會，其實需要更多的理解、接受與寬容。白色的《同志自由》雕像提醒我們，事情並不是只有簡單的黑、白兩面。與都市環境結合的《同志自由》，不僅將藝術與生活結合，也讓居民和城市的歷史連接在一起，一同為前人曾經付出過的努力見證。

本文原載：嚴華菊著《紐約，美麗的事物正在發生》，大塊文化出版Tone書系之3（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