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Apr 2011

邊緣性別公民提問:誰是「自己人」?

政治人物的個人性傾向、性別人權議題,又再度全部攪和為一場政治鬥爭戲碼,這確實考驗了所有身處臺灣社會的邊緣性別選民,該如何從性別平權的街頭行動與倡議,進一步認真看待自己、如何在政治上要求並檢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立場。

每逢選舉,臺灣政壇總難擺脫政治人物以性別、性傾向作為話題互相攻訐的戲碼。就在民進黨黨內初選第三次政見發表會前,施明德對蔡英文的性傾向喊話,蔡營第一時間將之視為胡鬧、不值回應。民進黨內高志鵬等人出面抨擊施的提問不該只挑綠、不問藍,看似為蔡的個人隱私護航,但選民們可別忘了,高志鵬與蔡同榮都曾在2009年馬英九甫上任時,公開在國會要馬出櫃、高談闊論馬的性傾向。一時之間,政治人物的個人性傾向、性別人權議題,又再度全部攪和為一場政治鬥爭戲碼,這確實考驗了所有身處臺灣社會的邊緣性別選民,該如何從性別平權的街頭行動與倡議,進一步認真看待自己、如何在政治上要求並檢驗我們要爭取的政策立場。


超越「自己人」身分的迷夢

回顧臺灣民主化短短的二十年,過去曾經有過非常多關於候選人「出身」或「血統」的關注,無論是「臺灣人挺臺灣人」、「三級貧戶」、「農家子弟」,乃至婦女運動長期以來「把女人送入國會」的女性參政路線,都真實地反映:當統治階級以各種服膺主流價值的制度手段遂行階級與性別壓迫,來鞏固上層利益時,底層邊緣人民透過社會運動集結,希望能有曾經同受壓迫的「自己人」擠身政壇、奪取政權,來翻轉壓迫結構。

同志運動醞釀累積多時,同志選民們也不例外地期待,當曾有相同邊緣經驗的候選人為自己發聲,能夠讓運動不只是狗吠火車,更要進一步從制度上變革。只是,兩次政黨輪替的經驗提供我們夠多的例證顯示,當「自己人」踏著群眾坐擁選票,終於進入權力體系,往往可以輕易拋棄原先的階級或性別等經驗,迅速轉向擁抱政黨等各種統治者利益,一回頭便成為新的壓迫者。

設想看看,假使有兩個人過去都出身農家,但是如今一個是企業老闆而另一個是工人;又假使兩個人同樣曾在成長過程中,經驗主流異性戀婚姻機制的壓迫,如今一個是掌握權力的黨政高官,而另一個則是街頭流鶯-他們的利益還會是一致的嗎?


假設蔡英文回答了施明德的提問

假使蔡英文選擇說明自己的性傾向,甚或在大選期間,同志候選人紛紛出櫃,但卻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有利於底層邊緣族群的的競選政見,這樣的總統大選,對於身為平民百姓的選民們來說,仍然根本沒有任何實質幫助。政治人物確實能選擇是否要揭露私生活,更多時候,我們其實真實看到政治人物把自己與他人的隱私(包括揭露與否等表現)當作政治鬥爭工具,換取選票。

立委黃淑英與四個婦女團體召開記者會,在會中把施明德的提問定調為性/別霸凌與強迫出櫃,甚至是性別歧視,太快讓個人隱私問題掩蓋過政治人物應承擔的性別政治立場,也太保護女性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性身分上保留曖昧空間,叫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也不主動提出任何具體政策,恐將是最聰明的算計結果。畢竟蔡主席在五都選舉中不斷強調其婦女及性別友善,但無論藍綠,如果敢玩真的,就該讓性別政策立場大膽出櫃,讓底層邊緣性別選民看見,進而能夠在公民社會中公開辯論,負起監督責任。那麼,誰還在乎馬蔡的私人性傾向,要不要出櫃?


底層邊緣性別選民的政治提問

這幾天以來,其實諸多對施明德個人「性史」的批評、嘲笑,甚至藉此否定他發言權的說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像是黃淑英強調人民期待政治人物「忠於自己的伴侶」,自己卻也成了性別運動推動通姦除罪的反挫。

去年年初,婦運與同志運動團體才上街抗議現行「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以兩年兩百萬零利率的超級優惠房貸,獨厚有資格進入合法異性戀婚姻的年輕人,加強了現行異性戀婚姻制度對單身、同志、中老年、以及身處底層無法結婚之異性戀者的壓迫。施明德粗魯的提問,當然應該批判,但是無論是性工作合法化、通姦除罪化、或者攸關同志權利等等的各種政策立場,都將會是未來想爭奪2012總統大位的人不可迴避的提問,也更為重要。

臺灣性別運動顛簸行走至今,同志選民真正在意的不是政治人物的性傾向,而是這些長期加深性別或階級壓迫的政策,何時才能翻轉改革。大選將屆,底邊性別公民該對所有候選人挑戰,也對自己的政治責任提問:當政治人物用各種策略獲取選票,企圖掌握權力時,究竟端出什麼牛肉,以及,這些牛肉是不是符合我們的具體利益。緊盯政治人物的種種言行及政治主張,超越對「自己人」的迷夢及幻想,才能面對政治,讓變革成為可能。


本文原載:苦勞網;責任主編:孫窮理

(本文作者為人民老大開開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