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舊文寫於2004年，登在《文訊》。必掛一漏萬。】


本文採用「烏托邦之後」這個詞來描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同志文學生態」，言下之意是：先前的文學生態是「烏托邦」。「烏托邦」向來有兩個意思：指「樂園」，也指「海市蜃樓」。一九九〇年代這十個年頭對台灣同志文學而言，的確是烏托邦，像樂園一樣歡愉，卻又像海市蜃樓一樣虛浮。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同志文學突然大鳴大放。許多文學獎得主處理同志題材，同志書籍開始在書店湧現。但是，樂園似乎轉變為海市蜃樓──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同志文學彷彿出現沉寂的傾向，進入「烏托邦之後」的時期。

在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學的其外／其內，都呈現烏托邦特色。同志文學之外──即同志文學所處的大環境──具有烏托邦色彩，而同志文學之內──作品本身──也不約而同展示烏托邦特徵。台灣文學幾十年來的主流是「寫實主義」（只要查閱幾十年來各種小說選集，就可發現台灣文學長久以來一直努力貼近寫實的傾向），所以同志文學和寫實主義疏離的現象就容易引人側目。雖然寫實主義也不時在當時的同志文學亮相，但是同志文學最讓人議論之處，終究還是非寫實的部分。同志文學刻畫了「另類的空間」（異國，甚至異星球），「另類的時間」（科幻的未來，或是古代），「另類的現實感」（夢，白日夢，妄想，潛意識）；彷彿同志文學要憑藉另類的「空間／時間／現實感」，才能充份呈現另類的「性生態」（既然異性戀是社會的主流，同性戀，雙性戀等等就是另類）。

時至今日，可以試著問：難道一定要另類對應另類才行得通嗎？難道主流的「空間／時間／現實感」，就不能夠呈現另類的「性生態」？同志文學似乎還可以嘗試其他的排列組合可能性。

在烏托邦之後，值得思考的文學史問題有二：一，同性戀的烏托邦為何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出現？二，為何同志文學在一九九〇年代結束之後，就走出了烏托邦？第二個問題探究二十一世紀，才是本文的主題，但第一個問題也和第二個問題相關，所以在此也要約略討論烏托邦的興起。

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化在台灣的興起；同志文學是同志整體文化的其中一環（其他環節，包括了同志人權運動、同志休閒消費等等），也開始浮上檯面。首先，從在地的（local）層面來看，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台灣政治情勢大變，解嚴之後百家爭鳴，各種弱勢族群都要出頭，而同志文化也順勢等到發言的麥克風。其次，從跨國的（global；transnational）的層面來看，一九九〇年代的台灣和其他國家的經濟互動更加頻繁，電腦網路的流行更促進了跨國交流，而國外的同志訊息（藝文，人權，消費等等）也搭了經濟的便車進入台灣，衝擊了台灣社會。（比如說，台灣民眾得知國外竟然有同志大遊行，同志書店，同志婚姻之後，不免會想：「外國有，可是台灣為什麼沒有？」）於是，在國內／國外，在政治面／經濟面，同志文學（以及其他同志文化環節）都受到鼓舞刺激，同志文學獲得昔日苦求不得的正當性，開始名正言順、理直氣壯發展。在此該一併說明的是，文學中的同志雖然受到注目，社會中的同志卻普遍遭到忽視，人權甚至被踐踏。許多人看了同志文學的呈現，就誤以為同志的現實生活已經大幅改善──這其實是誤解。

在思考了第一個問題之後，接下來該看看二十一世紀的變異。既然第一個問題關注同志文學當初的「興起」，可以想像，有些人就會認為二個問題的焦點就是與「興起」對立的「沒落」。同志作品不再是文學獎的常勝軍，而同志文學在書市的氣勢也不同從前，看起來同志文學似乎果真「沒落」。不過，這種看法卻有見樹不見林的危險：事實上，整個文學生態一直受到挑戰，同志文學只是整個文學版圖中的一小部分。二十一世紀起，文學獎的力量普遍萎縮，各種本地文學作品都在書店遭受其他書刊排擠。持平而論，同志文學遭遇的變局，並不是同志文學獨自的命運，而是所有本土文學作品共同面對的挑戰。

同志文學的興起，和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息息相關；而同志文學在二十一世紀的走向，也仍然被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影響。這些昔日提拔同志的因素並沒有停歇，也沒有倒退，而是更變本加厲，將眾人包裹在天羅地網之中。在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學的進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文學參與者（包括讀者，作者，出版者等等）只要處理黑白分明的是非題，只要拼命往前衝即可，很容易和一九九〇年代之前的荒涼分出高下。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像細胞分裂一樣增生，同志文學已經不能再憑以前的一股傻勁抱球向前衝，而必須在無數個像樹枝一樣分叉成長的出入口之前盤算再三。

以前關心同志文化的人士，現在可能另有選擇；持續參與同志文化的人士，也不一定繼續將注意力停留在同志文學上。當然，在同志文學的社群之中，有人離開，也有人加入；有些昔日並不特別關心同志文學的人士現在卻轉而成為同志文學的參與者。



台灣的同志文學仍然陸續出現。繼九〇年代成立的同性戀專業出版社「開心陽光」之後，「集合出版社」的「好好系列」專門推出女同志愛情小說（「好好」，即「女子女子」）。一九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學大抵出於二十歲至三十歲的新人作家；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文壇的老面孔不再只是同志文學的觀望者，而也下海成為參與者。老面孔的參與方式之一，是回過頭去，和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學對話；例如：舞鶴的《鬼兒與阿妖》（二〇〇〇年，麥田）宣稱要批判「酷兒」，而駱以軍的《遣悲懷》（二〇〇一年，麥田）為九〇年代的人氣作家邱妙津（一九九五年過世）進行召魂。詭異的是，這些作品雖然加入同性戀陣營，但其「男作家加女同志」的男女配對結構（而不是「女作家加女同志」，或「男作家加男同志」）卻像是要「搶人」，要將同性戀「搶救」進入異性戀的國度。老面孔的另一種參與方式，是將非寫實的同志寫入寫實的台灣歷史，例如周芬伶的《影子情人》（二〇〇三，二魚文化）就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前一種男作家英雄救美（女同志）的作品，曝露出異性戀面對同性戀時的焦慮；後一種女作家將女同志整編進台灣族譜的作品，可說是台灣寫實主義主流對於烏托邦式同志文學的回應──前者固然有趣，但野心勃勃的後者更值得研究。此外，九〇年代的新人已成老馬，並沒歇著；陳雪的《愛情酒店》（二〇〇二，麥田）就顯示出作者細水長流的能耐。

除了小說之外，老前輩的散文千呼萬喚始出來，既具文學價值又具歷史意義。白先勇的《樹猶如此》（二〇〇二，聯合文學）敘述同志伴侶長達幾十年的濡沬情誼，而鄭惠美編選的《上裸男孩──席德進四〇至六〇年代日記選》（二〇〇三，聯合文學）讓讀者得以重新認識席德進這位傳奇畫家和性壓抑年代的關係。曾秀萍研究白先勇作品的論文，《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二〇〇三，爾雅）恰巧就以席德進的著名畫作「紅衣少年」為封面圖。



白先勇的小說一直吸引學者為文著述，曾秀萍的論文算是其中之一。但是，曾著卻又和既有的白先勇研究不同──曾著見証了「舊」小說和「新」媒體的互動。幾十年前出版的《孽子》在二〇〇三年由曹瑞原改編為公共電視連續劇，造成讀者再度擁抱《孽子》的熱潮，甚至將它送上暢銷書排行榜，周邊商品（如ＤＶＤ，寫真集）也應運而生。曾著不只談論白先勇作品本身，也記載了《孽子》的跨媒介投胎轉世。當年《孽子》出版時，同性戀主題引起書評家非議；時至今日，讀者卻大方面對《孽子》。社會對《孽子》改變態度，不只是因為媒體誘導，也因為過去十年同志文化已經為社會進行暖身了。

二十一世紀的許多碩博士研究生都以同志主題發表論文，而過去一直致力同志研究的學者也有新作：如劉亮雅的《情色世紀末》（二〇〇一，九歌）、張小虹的《怪胎家庭羅曼史》（二〇〇〇，時報）。此外，身兼創作者和學者身分的郭強生推出劇作《慾可慾，非常慾》（收錄在《在美國》，二〇〇三，九歌），同時散發劇本和同志論述的氣息。一九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學曾被認為處於邊緣，時至二十一世紀卻有進入主流的趨勢──當然，趨勢並不等於已經實現的事實。昔日的文學史很難找到同志的影子，現在的文學史家卻幾乎不得不提及同志。例如，在施懿琳、陳建忠執筆的《台灣的文學》（二〇〇四，李登輝學校出版）中，同志文學就和自然寫作一起扮演台灣文學史的壓軸角色。



近年來，國際學界也對台灣的同志文學產生興趣。在美國任教的夏頌（Patricia Sieber）即編譯了《紅不是唯一的顏色：當代中文小說女性之間的愛與性──短篇小說選》（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 Collected Stories. Bost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被收錄的台灣作家包括陳雪、洪凌、梁寒衣。在澳洲任教的馬嘉蘭（Fran Martin）也編譯了《天使翅膀：當代酷兒小說在台灣》（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收錄十位作家的小說：朱天文，邱妙津，朱天心，許佑生，林裕翼，林俊穎，陳雪，洪凌，吳繼文，以及紀大偉。夏頌和馬嘉蘭的英文譯本已被許多美國的大學當作教材，成為國際人士認識台灣的窗口。馬嘉蘭並出版了一部討論台灣同志文學的專書：《慾望大風吹：台灣小說，電影，公共文化中的酷兒呈現》（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台大外文系畢業，目前在美國任教的桑梓蘭（Tze-lan Deborah Sang）則出版了《女同志出頭：現代中國的女女慾望》（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內有專門討論台灣的章節。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東亞系講師林松輝（Song Hwee Lim）在當地也以介紹台灣同志文學著稱。另外，本人曾在《國際亞洲研究中心通訊》（IIAS Newsletter）（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號，荷蘭出版）「亞洲同性戀專輯」撰文介紹台灣同志文學。

二十一世紀提供同志文學反省沉澱的契機。時至烏托邦之後的年代，同志文學的生態或許不像以往一樣興高采烈，卻顯得更加務實了。走出樂園的時候，也從海市蜃樓離開。


本文原載：2004年《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