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Damien Lu,  PhD），美籍华人，198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硕士丶1995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美国洛杉矶精神署顾问丶贝利·马丁基金会中国防艾项目高级顾问，研究领域涉及心理谘询丶社会学丶公共卫生等；从1998年开始，以网络为平台，专栏回答来自中国大陆及海外心理健康和HIV/AIDS防治谘询问题28,000人次。


新一代：在你长期主持的那个爱白网的问答栏目当中，青少年同志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麽？

星星：我最开始做是十三年前，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要好，十三年前很多人是对自己性倾向的困惑，自我认同度很低。就是说为什麽是我，我肯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是一个怪物等等，作为人的问题相对比较多。现在也有，但是比那个时候讲得就要少的多。现在更多的是面对家庭出柜问题面对工作场所，面对职场的隐秘，这一类的，相对多一些。现在，我觉得二十几岁，大学，或者大学刚毕业的应该是。当然其实是千奇百怪的，就是各种问题都有，但是家庭应该是比较主要的压力，就是不知道怎麽去面对。可能在大学里是同性恋人关系，但是一开始工作就好像不是同志了。这个变化就是好像本来可以很自如，但后来又倒退回去了。因为要工作了，甚至有些人最后会去选择结婚。原因最后基本上都是因为家庭。

新一代：如果一个青少年同志在意识到自己同性倾向的时候，他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达到自我认同度很高的状态？

星星：自我认同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群体来讲都是一个过程。最早的自我认同，比如说，有些人最早就是不能接受的，但现在还有年轻人给我写信说我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是同性恋，我想去改，我想去怎麽怎麽样等等，这是最早的反应。因为对他来讲，所受的社会压力太大了，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压力，所受的社会灌输，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压力，因为别人都还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可能他接受的信息认为这是不健康的，变态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概念，我和很多同志人群或者组织接触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说，「那些正常人就没什麽……」他们就是自己认为自己不正常。所以这个过程第一步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变态的怪人。但是，很多人在这一个阶段停留很久，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前有人在网上做调查问所有的同志说，如果有来生并且能够选择，你还愿不愿意再做同性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不愿意。这种非常无可奈何的接受，实际上还不是自我认知，只是说我必须面对现实，我没办法。但你们这一代的同志就不太一样了，自我认同程度比以前高很多。

新一代：有人在青少年自杀行为的成因中发现青少年性倾向成为他们选择自杀行为的主要诱因，对这个问题你怎麽看？

星星：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或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在美国那边确实是有社会调查，同性倾向的青少年里面自杀的比例比异性要高，这是肯定的。

至于这个现象是怎麽导致的，这是一个科学与保守的区别。宗教组织宣传同性倾向是一种不正常的或是畸形的心理现象。

实际上，在美国主流科学界认为这是由社会歧视和社会压力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同志的污名的结果，也包括在学校里同学间言语上的奚落，和其他歧视性的行为，甚至在中学生中还有肢体行为，就是说会被打，被威胁。所以，这样他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时，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导，也没有一个有权威地位的人，比如校长丶老师能够介入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会被人遗忘，没有人能帮助去梳理，有些地方家长都不支持他们。现在美国有些学校有学生或家长去反映这种事情，学校会淡化，会说，「小孩之间都会这样，没什麽了不起。」

所有现在在美国的同志组织也不仅仅是同志组织，甚至包括很多维护青少年利益的组织，都在去催动学校明确的作出规定，要求老师丶校长丶心理辅导人员当听到这种情况，就是有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不见得仅仅是由于性取向。比如有些人有如心理缺陷等各种原因，在受到欺凌时必须去干涉，且要有一种明显的态度要所有学生都明白，这样对待别人是不对的。而推动这东西的过程，在美国来讲，是参差不齐的。因为美国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很大，和宗教这些东西有关系。如美国的东西海岸相对来讲不论是对什麽样的少数群体的保护，无论是从立法还是文化角度都会相对好一些。而中南部基督教相对广泛影响的地区，你说到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

新一代：据了解，美国仅在2011年就发生了多起青少年因受到辱骂，同学间的歧视而自杀的事件。但中国，像这种比较极端的案例还较少见，那你觉得这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社会包容度已经赶超了美国？

星星：仅从同性恋的角度看，中国从来都是包容度比被宗教控制的国家要好，古代也这样，中国古代虽然有的朝代，如清朝，就曾经立法禁止过，但实际上只要是生儿育女，婚外再有同性关系也无所谓。当然这种情况存在的前提对女性非常不公平，因女性不可以，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在婚外有男性伴侣等等一系列，但是女性就不可以。但至少从宏观角度对于同性之间有性行为这事，在中国古代其实是没有像某一时期的基督教国家非常激烈地应对。

我们现在认为西方历史最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个时候的意大利，男男之间的性行为叫做「sodomy（鸡奸）」，就是根据圣经上的「sodomy」来的。那个时候被发现了，会被在一个公开的广场上活活被烧死。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这是一方面，因为对于同性倾向最大的仇视是来自于宗教，中国目前为止没有这个。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非常非常保守的宗教势力现在在渗入中国，所以中国目前已经有所影响。

第二点，他们进入中国有的时候并不是以传教士的名义，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心理专家，因为他们也可以去学心理学专业，读一个心理学博士。就是说他并不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但仍然带来的是这种理念。再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在美国有一系列的青少年同性恋自杀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与网络分不开的。

近年来在美国发生的很多，就是通过网络，类似于微博这样的东西去辱骂，污蔑，甚至还包括散布别人的隐私等等。但是微博是有利有弊的，利的一方面是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谁都可以发表意见。从推动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是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没有规范，140个字的限制就是你根本不能讨论稍微有点复杂性的问题。所以最后就是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误解，往往是任何一个事情说出来，很快就变成一种争吵，就没有理性的讨论，也没有去逻辑分析。因为很多人是交错的，在不同的层次上说话。

虽然对未来没人能预知，但是我在想，微博文化对于同性群体的影响很有可能以后也会有。所以，在学校里面，我觉得像你们这样的校园媒体或者社团组织，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告诫大家，不要完全通过微博去表达自己，你能表达的是有限的，别人通过微博表达东西也是有限的，你要理解他的语境，是什麽样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否则的话，如果很多人把微博中的和任何人现实中的交流混淆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会有风险，甚至可能会有严重的心理伤害。

新一代：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选择「出柜」，你认为青少年同志要面临出柜时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

星星：这个我其实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其实有好多不同的问题要注意。第一就是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出柜，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做的决定，要考虑你自己的情况。这一点之外，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自我认知要非常清楚。出柜最失败的是，比如你出柜了，父母反应非常不好你会退缩，这是最失败的，对父母也很残酷，又给他们一种假性的希望，好像也可能会改变。所以你自己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最好不要贸然地行动。

第二就是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讲，你自己要有独立生活能力。像现在我接触的有九六年的，他就想告诉父母，但如果父母反应很激烈的话，他们很多方面可以控制你。所以你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是很重要的一点要考虑的。

第三点，比如说，很多人说我在向父母哭诉之前我会去搜集各种科学资料去证明同性倾向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但是不要依赖这一点去出柜。因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是没有什麽质量控制的，你能找到多少多少正面资料，父母会在网上找到比你多几倍的负面资料。而且本来和父母谈这些事情也不能用科学去压他们，实际上出柜成功主要是靠亲情。父母如果真的爱你，那他虽然可能不接受，如果他是把你们的幸福作为第一位去考虑的，那你往往最后还是能够说服他。如果他们主要在意的是面子，别人会怎麽说，不在乎你的幸福或是你的感受，那可能就是怎麽交流也不见得有什麽结果。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你的父母理解，你的生活要想幸福会是什麽样子，必须是什麽样子，就是你要以你的本质去生活才能幸福。因为大部分的父母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

再有，有些人觉得好像我自己有了爱人以后再去出柜，甚至有的人觉得我就是要等着有了爱人再带着他一起向父母去出柜。这个恐怕不是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我知道的很多情况是之后多少年父母都会说你看你是被这个人给带坏的。而且，恋爱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向父母说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人为地把这两个事情混在一起，整个就变得更复杂了。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事情是应该单独解决的。甚至说你在还没有面对父母的时候也是应该恋爱，因为现在太多的感情关系是两个人在拖，先过着再说，然后觉得出柜是未来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事情，但你早晚要面对。经常有这种在一起两三年，四五年，突然其中一个说，我压不住了，我要去结婚了，所以我觉得向父母出柜其实对你的个人生活包括爱情生活是一个完结。也就是说最幸福的日子是已经在向父母出柜以后，那个时候爱情就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周丹，上海著名出柜律师，从2004年起，周丹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2009年，该课程向本科生开放。2005年6月2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将周丹形容为中国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


新一代：关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过去一直比较敏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直面这个话题，你怎麽看？

周丹：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即使不能彻底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丶不是心理障碍，但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直面和正视这个现象。这是很多因素促成如此结果的。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获得了更多的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尤其是作为私事的同性恋不应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干涉，成为常识和常规。当然，在学校丶单位等领域内性倾向自由和平等丶同性婚姻法等话题或许将是长期存在争议的话题，不可能立即解决。各方积极和平和地公共讨论有助于正视问题，有助于认清问题，最后有助于得出解决方案。

新一代：有人称你是中国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你觉得同性恋者该如何正确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周丹：我作为一个向国内外媒体公开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需要法律意见和服务的当事人提供相关服务。任何人，无论其性别或性倾向，应当遵纪守法，同时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同性恋者等因为担心自己隐私等曝光，所以其中不少人选择不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我认为，这种心态可以理解，诉讼等法律方式或许会放大隐私曝光范围，但是如果诉讼是解决其正当利益的唯一途径的话，我认为受害者应该联系律师，听取律师意见和建议。同时，联系律师，听取律师意见有利于当事人减轻受害者的受害心理造成的愤怒丶过激情绪和行为，使事态往理性和妥善解决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新一代：曾经有许多国家把「同志」划归为「心理或精神疾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取消了这种定论。你认为是什麽推动着这种进程？

周丹：很多因素促使同性恋非疾病化。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科学，尤其是医学（特别心理学丶精神病学）从上世纪70年代起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定性。此外，从上世纪中期起，私下同性性行为非罪化转向促进了其它领域开始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

新一代：在中国，近年来，由李银河牵头，诸多人大委员多次为同志人群争取权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是否标志着中国社会对「同志」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包容？

周丹：李银河虽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她成功地利用每年「两会」召开之际引起媒体和政府对这个议题的关注。由于不同的人对「包容」一词有不同理解，所以我不便使用「包容」一词，但是过去十年来，中国媒体对同性恋有关的现象的报道的确是趋向于客观。

新一代：就目前的一些青少年所面临的性心理问题而言，你如何看待青少年性教育的问题？

周丹：学校有义务向青少年提供科学的性知识和自我保护的资源和方式。性教育应适应不断变化的青少年的状况。我认为，对同性恋的科学知识和正确认识的缺乏或不足，或许是目前一些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问题。青少年有权自主探索丶发现和实现自己的性倾向。家长丶学校等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向青少年提供包括性倾向在内的涉及性的科学知识和自我保护资源和方式，不应打骂丶体罚丶侮辱丶歧视未成年人，无论其性别或性倾向。强制青少年违背其心理欲望和发展意愿，尤其是通过所谓「矫正治疗」等所谓医学方式纠正同性恋，这对青少年极其有害。所以，让更多的学生和教师获得性心理的科学知识丶平等对待性向不同的学生或同学，或许是青少年性教育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新一代：对于高校里成立的那些与「同性恋」和「防艾滋」相关的学生组织和协会，您对他们的发展有什麽意见或建议？

周丹：这些协会或者组织应当更全面地了解涉及性倾向的不同人群和校园的基本情况，同时与学校有关管理部门积极有效的协调，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和科普活动。


本文原载：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第19期《新一代》——《青年同志》特刊
（见习记者黄丽萍丶徐维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