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波士顿已是号称全美最自由主义的城市之一了，那无处不在的血淋淋直接扎进肉里的种族歧视氛围，即使在同志圈这所谓次文化族群里，仍然明显得叫我对交往白人朋友，心存顾忌。

一九九九也就是我决定离开哈佛的一年，我遇见了阿尼。

完全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只记得当时大波士顿地区有一份免费的同志报纸叫《海湾眺望》（Bay Window），厚厚的几十大页，一星期出刊一次，在车站、书局或报摊上随手可得。

可怪的是，在网路已经如此发达的那时候，《海湾眺望》里仍有厚厚的四张十六页是征友栏。栏页细分成男、女同志，又将亚洲（裔）、拉丁美洲（裔）同志独立分出，更体贴的还有为爱滋带原者设计的专门征友栏位，完全都是免付费的。

而我最爱阅读的却是一栏叫「热爱一瞬」（Hot Flash），是专为在刹那间被「电」到的绝望同志而设的。

「五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往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红线地下铁上，你着深呢大衣，我棕发碧眼。我们曾对望了几秒，你便下车了。我们还有可能再见面吗？大卫。」或是「上星期四琼·汉考克大楼一楼大厅电梯，我们擦身而过。我身高硕约六尺，蓄须，你微笑向我说了声嗨，记得吗。安杜鲁」

每则限短短廿个字，那在茫茫人海里大海捞针的绝望热情（或说妄想更为贴切），只为着那几乎不可能的重逢，一则一则读下来，只深觉得造化真会弄人，又好笑又鼻酸。

而我和阿尼是否经由「海湾眺望」里的征友栏而认识的呢？如今回想起来，最有可能。

第一次见面我记得就在我居住的布鲁克林地下铁站。他手上拿了一份报纸，隆冬的夜晚他只穿着短夹克，灰白的短发，身量不高，瘦削的长脸?崖?逦疲?瓷先ピ家蚜??砹耍?┮涣钊擞∠笊羁痰氖撬?幸欢月拱闱宄旱拇笱邸?hr>

也许是为了省钱的缘故，他并没有请我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座坐下聊聊，反而提议前往车站边的亚买加湖（Jamaica Pond）走走。於是我们俩缩着脖子在湖边的座椅上聊至深夜，对阿尼的第一印象总结是：一个瘦到令人怀疑他得爱滋病的六旬（甚或七旬）老头，自称是MIT退休的教授，目前独居在波士顿市郊，惟一的收入来源是贩卖自制的格言卡片。

果然，第二次再见面他带来了厚厚一叠他自制自售的卡片，简简单单的十六开单色对折纸卡，正中央印着一句不知引自何方的格言金句，浓墨的字体典雅?重，整体而言素雅大方，深得我心。

我挑出其中几张读了一读，只觉单字连篇，似乎不像是现代英文，问了阿尼，他也耐心为我解释了一些，只是我虽自栩英文不错，但语言的隔阂仍在，他解释来解释去，我只有更加糊?T，便放弃了。

之后，我和阿尼便经常互通伊媚儿，偶而也会收到他用细字黑笔写在自制卡片上的信。果然，我必须边查字典才能读懂。

而且他似乎对东方文化仰慕得不得了，多次提及孔子及老子，并引用了「君子不以人废言」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令我除了一解平日仰白人鼻息之闷气，更对阿尼另眼相看。真不愧是MIT的教授，我边读信心里不禁一边这么想。

「为什么不带我去MIT校园走走逛逛？」有次我不禁如此请求。在哈佛两年多每日乘地下铁经过MIT校园，看着学生来来去去，但似乎总不得要领。这位MIT的退休教授少说也在校园里待过几十年了吧？总该可以给我一个深度的校园导?罢。我想。

於是某个周末我们同游了MIT，他果然是熟门热路，对其中建筑物及各个景点的历史典故、人物年代如数家珍。但一路上人来人往，没有人和他打过招呼，是比较奇怪之处。而他并没有如我所预期的，带我去参观他以前的办公室或实验室等等的，更令人起疑。

「你骗我，你根本不是什么MIT的退休教授……」我曾不只一次当面想拆穿他，他总是笑嘻嘻地不以为意，说：「不相信没关系，我有人证。」我半信半疑。

后来他果然拉了我去见他所谓的「证人」，竟然是一个在昆西市场（Quincy Market）卖龙虾?包的日本、巴西混血男孩。阿尼一脸严肃地问他：「我是不是MIT的教授？」那男孩彷?犯悴惶?宄?纯觯?还芤涣成灯?卮粜Φ阃罚骸杆?恰Ｋ?恰！菇倘朔植磺逅?烤故强?嫘?故侨险妗?hr> 这次的求证给我一种不太愉快的被愚弄的感觉，之后我便也不再向阿尼提这话题。但随着和阿尼的相识渐深，逐渐知道阿尼原是一个好心肠、纯真而热诚的人，我们渐渐成为好朋友，至於他是否真的是MIT教授，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而他的纯真热情，有时还真的叫我这受够了尖酸势利的波士顿人的亚洲学生，深深感动不已。

譬如他会疯疯癫癫地在星期天一大清早打电话，邀请你和他一起去卡布利广场（Copley Square）上的著名教堂听巴哈的颂诗演唱。（后来我发觉阿尼个性中有一种偏执，容易被某种特定事物或念头缠绕。譬如他喜欢亚洲男孩、巴哈和管风琴至深深迷恋的地步，就是一例。）

「我又不是教徒，这样好吗？」我在电话中迟疑。

「没关系，我也不是。我们只是去听巴哈。」

阿尼终於把我带去，煞有介事地在教堂门口排队领了节目表（上附有歌词内容，容易听懂），坐下后他发现在牧师冗长的证道中我的坐立不安，便又体贴地把我带出教堂，说：「等他们开始唱巴哈了，我们再进去。」

之后他果然每隔五分钟便冲进去教堂观望一阵，又旁若无人大刺刺走出来说：「就快要开始唱了，牧师的证道就要结束了。」

那一次我坐在晨光?严的教堂前座（是阿尼在背后一直教唆我往前坐），聆听着彷?反?蕴焯玫挠琶滥懈咭簦?谐?虐凸?闹卸陨竦淖鸪缬胂蛲??匀耸赖目嗄沼氩簧幔?蒲锏幕匾粼诮烫酶咚实睦戎??浠靥啦痪?ぉの冶匦氤腥险馐俏沂状伪话凸?囊衾秩绱松钌詈扯??采罹踉诠?鸬娜?辏?芩愕谝淮握嬲?苋肓说钡氐奈幕?瘴А?hr> 之后我和阿尼几乎要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直到有一次我和几位旅居波士顿的台湾友人聚餐，把阿尼也找了来。记得那是一家颇为时髦的「东西合璧」式西式餐厅，席间我不觉有何异样，除了在吃生鱼片时，阿尼大叫这是他的第一次。谁知餐后这几位台湾朋友面色沈重地问我：「你从哪里认识了这个家伙？」眼中丝亳不掩鄙夷的意思。

「你们是说阿尼？他还好罢？人家还是MIT的教授呢！」我半开玩笑半心虚地说。但也颇觉事态严重，因为在美国，通常你的朋友是什么，就代表你是什么。之后我把阿尼写给我的伊媚儿转给他们看，其中一位每天阅读《纽约时报》的台湾朋友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绝对不是MIT的教授。

他语重心长地说：美国文化里培养出来的怪人（freak）很多。「阿尼的英文看似不错，但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来是自修的，就是那种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自已在图书馆翻书自学多年的那种……」──这时，我突然想起阿尼印制贩售的卡片，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格言金句，会不会也同样来自於图书馆的「自修苦读」？

「这种怪人有时候会骚扰你，半夜打怪电话或一天一封信什么的，你一个人独自在美国，对这种人要更加小心。」朋友这样警告我。

「我自己就曾经被这种人骚扰过！」最后他又郑重追加了一句。

三十好几快四十的人还这样被当小孩子警告，面子似乎有点挂不住，「阿尼会是这种怪胎吗？」我陷入怀疑的痛苦──怀疑有一对鹿般纯真大眼的、对巴哈疯狂的阿尼，但更多的是怀疑自己，自己的判断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