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歌词宣称「就算天国没有亚当有两个夏娃」丶男性时装广告不需再用美女陪衬，而是两个俊男相拥的妩媚……多年来声嘶力竭的同志运动，反比不上消费主义的魔术棒，轻轻一敲，便把传统误解丑化的同志形象一改，变成中产品味的化身。
当下情况已不如周华山在《「衣柜」性史》提及「香港的情况，仍是一种习非成是的恶性循环。主流媒介丶商户与广告商仍看不到同志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肆无忌惮地利用『同性爱』作为公众偷窥猎奇的卖钱商业绰头。」那般惨淡。香港社会由漠视同志丶丑化同志「进步」到认识同志消费的商业契机，这值得香港人拍手庆贺满足于此吗？故事还没有结束。
消费本是一场商家与消费者的拉锯战，当商家推出各式各样的行销策略打造品牌，消费者也非盲目接受，也会提出一己诉求。当更多的经济力量支撑这些诉求，商家也不得不变阵回应，例如「公平交易」商品丶「绿色」商品。在同志消费这场拉锯战中，同志运动因而得到助力丶令更多人增加对同志的认识？还是广告行销与主流媒体携手创造另一个同志的刻板形象丶掩盖了更多的差异？
性别框架反转再反转
早在2004年美国电视节目《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于香港播放中引发一轮消费与同志形象的讨论。有说同志现身于主流媒体推广消费令同志曝光多了，五个既友善又有品味的同志令大众对同志留下正面印象云云；另一方指出电视节目的同志「中产到不得了」，强化「同志＝中产＝有品味」的神话，而令人忽略同志之间的差异。同志不一定是中产有品味丶外貌俊俏，也有其貌不扬丶老弱贫穷。时隔数年，社会对同志形象与消费的讨论渐渐平静下来，而各式行销策略继续向同志招手。即使香港商业机构未必打正旗号「sell同志」，也以各种市场推广策略借gay image开拓市场。
「粉红钞票」的神话
如近来Emporio Armani的硬照广告，品牌找来众所周知的gay icon金城武担任代言人。金城武浓眉大眼丶白??的皮肤丶微鬈的长发，加上高挑的身形。他的神情温柔，气质优雅，时而直视镜头，时而低头沉思，混合男性阳刚和女性阴柔的特质。广告中金城武成为被观看的客体，被欲望的对象。这种揉合男/女性特质的形象，拉拢多种观众的认同，同时吸引同性和异性的目光投射欲望。如此种种的广告在不同媒体上呈现，将gay image的特质连结品牌，攻占同志市场。当然，本地早就有一些针对同志的消费场所，如酒吧丶cafe丶桑拿，同志消费已不是新鲜事儿。
同志消费潜力庞大，使同志形象成为行销策略的一只旗子。编辑室关注同志消费对同志运动的影响，是带来新的契机，还是同志运动也逃不过被资本主义收编。先别痛斥资本主义是个大魔头，连同志运动也不放过。也许商业机构志在赚取同志的粉红钞票之行销策略「让同志被社会看见」（Connie语）丶「松动大众性/别的想像」（小曹语）丶「可以在暗暗的位置发放讯息」（Verdy语）。消费与同志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实不能一语带过。
「粉红钞票」一词来自欧美地区，根据市场推广调查发现同志的市场大有可为，皆因同志是ＤＩＮＫ（double income no kid）的高消费群组。而且只要品牌对同志友善，同志是个忠心不二的客户，故此市场推广便有「粉红钞票」的神话，各大小品牌也想进占同志市场分一杯羹。
这类型的市场推广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打正旗号的同志广告，明显的同性恋人形象向同志招手，如同在英国同志杂志《Gay Times》和本地同志杂志《点心》看到的广告；另一种是「疑幻似真」的同志广告，市场推广部署gay image在广告中，很含蓄地吸引同志，如同金城武替Emporio Armani拍的硬照广告。前者在香港比较少见，难怪香港女同盟会Connie认为本土粉红钞票市场未成气候，本地只有少数品牌如Kitterick，或如AT 17新碟《Over the Rainbow》出现六色彩虹旗，明刀明枪地进占同志市场。后者在香港较常见，「疑幻似真」地吸引直人和挛人。
资深公关传讯Jeremy Cheung指出「由于香港始终是个中国人社会，比较保守。很多牌子即是想赚同志的钱，但都会很小心，不想被公众定位成同志友善的品牌。故此，只会subtle处理。」接着，他解释「很多时候品牌只会indirect marketing，如赞助同志电影节，而非直接落广告。」或者，「市场推广的人很精准地替品牌寻找既吸引同志又吸引异性恋者的代言人，试图在existing market和developing market之间取得平衡。」
消费带来发展运动的机遇？
纵然现时瞄向同志的市场策略如此subtle，消费早就扎根于同志生活中。女同学社小曹指出「同志消费早在pink industry之前存在，如同任何次文化都发展独特的身份，同志或性小众都会发展次文化，如黑人发展音乐丶生活方式，本土早已有这一类的消费场所。」
问及消费对同志运动的影响是好是坏，受访者无独有偶地提出「不是绝对好也不是绝对坏的影响」，似乎大家既乐意看见又暗暗担心些什么。
香港女同盟会Connie认为同志消费「让社会真的看到同志存在」。因主流社会视而不见同志存在，她因而强调「我要让社会看见同志。不单在政治立场你看见我，在社会你也看见我，而且我是值得你发展的market。」
她认为，「很多同志未能come out，让异性恋者在大众媒体看见同志，见到六色彩虹旗，对社会接受同志有正面影响。」Connie乐意看见这些使同志visible的广告于主流媒体出现，也自觉这类推广加强「同志＝中产＝有品味」神话。她表示，「我反而不怕stereotype，只怕反效果，就如『同志·恋人』事件。」（注1）她要让社会大众习惯看见同志，如同她有份筹办的国际不再恐同日游行，也要选址在铜锣湾，「就是想让人看到，让同志练习让人看见，大众也练习看见同志。」
女同学社小曹指出消费的正面影响，「有人想赚同志钱，带来不经意的效果，纯粹商业行动打破某些性/别框框。」大众若停留在传统的二元对立性别形象不仅对同志运动不利，也影响每一个人。男的不一定阳刚，女的不一定阴柔。若大众对性别的看法松动一点，男/女不用困于既定框框。「一些阳刚的女性形象丶阴柔的男性形象，或者中性形象出现，可以松动性/别的想像。」而他看到「资本化的过程有很多可能，将内部矛盾带出来，如流行文化出现的形象是有力度……借助资本化的过程，可以扰乱性/别秩序，松动对性/别的想像。」
性学会Verdy Leung借用第三波女性主义的经验，指出「消费也可以是一种力量的力量，有消费文化令大家有一个抗争的空间。」而且，既然资本主义的nature就是不断在收编，人们无法全面对抗消费丶脱离资本主义，那倒不如将「这种收编可反过来利用，在暗暗的位置发放讯息。」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小心你在利用它还是在被它利用。」
基层同志仍被忽视
Verdy表示，「消费是两面的。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一种帮助。有人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令大家对同性恋者有positive认识，曝光多了，可能大家都有见多了这些『形象』。我认为这只是『形象』，都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大家太习惯将消费层面放在同志身上，第一可能只会幻想中产同志，没想到基层同志，没有想到同志有很多variation，是另一种stereotype（刻板形象）。例如争取权益的时候，这也是过往女性主义的毛病，女权可能指是白人中产女性的权益。在香港都可能会有，也未能替弱势同志发声。现在香港基本上中产的同志和基层同志不太沟通，理解不多，甚至中产的同志对搞同志运动的同志也不理解。」他补充，「消费program通常去政治化，回避了社会问题，同志好像如常生活。但没有谈到社会上同志受到不公平对待，好像同志依然是没有权结婚，连domestic partnership都没有，反歧视条例有没有呢？」
本土同志运动如何走下去？
正面而言，消费令同志在主流曝光机会多了，在消费文化形成抗争的空间，改变大众对性别的想像，吸纳更多资源到同志运动；反过来看，消费为同志形象带来另一种刻板形象，忽略了同志运动多元状态：基层/中产/社会运动同志，老幼伤健皆有。
毕竟相对于保守势力对同志运动的打压，消费主义对同志运动也许酝酿着另一种温柔的暴力且是更不着痕迹。同志运动也许仍有借力打力的可能，但这得有清明的觉醒才可以。
综合各人意见，大家认为同志运动要走「多元路向」，不可如同十几年前单一议题，只争取性倾向歧视法。在政治层面，Connie在「2008立法会选举凝聚同志选票，向候选人询问同志友善政网，然后叫同志选民投票」；在法律层面，Verdy指出「法案当然要做，有了条例，很多事易做很多。」；Verdy指出，「在生活层面，吃喝玩乐消费层面」要做得更多，「说到底同志是什么？同志也是人。也要吃喝玩乐消费……可能有人在消费中得到认同感，继而投入社会运动。」同志运动要走入主流媒体，消费gay image的市场推广可能是一个契机。Gay image被资本主义利用贩卖，同时藉此让大众认识同志；在文化层面，小曹坚持「扰乱一下性/别秩序」，渐渐改变大众的想法。
问及「若同志文化都是消费主导，那基层同志怎么办？老弱??性趺窗欤俊梗?芊谜呶薅烙信嫉靥疽豢谄??赶愀弁?驹硕?挥刑?嗲?！埂覆皇遣幌牍刈ⅲ??亲试次侍狻怪??痪?诙?Ｍ?驹硕?皇敲挥行丫酰?缦愀鄄屎绲韧?咀橹?补刈⑷跏仆?荆?皇乔榭隽钊擞行奈蘖Α５蓖?驹硕?闶置τ谡?⊥?救ㄒ妫??蔽?狈ψ试吹淖橹?易式穑?簧砑娑嘀啊６?蚁抻谠拗?丛矗?绨?滩〗逃??穑?匦胂蚧?股瓯ㄗ式鹩猛荆?试次幢卦擞米匀纭?br />
面对「同志运动也要钱」的实际问题，同志消费也许带来希望。小曹指出，「香港同志组织大多依靠基金维生，搞活动要写计划书申请资金。」他认为，「何不active一点，自己经营自己？」既然商业机构都瞄向同志市场，同志组织何不尝试针对同志消费经营，吸纳多一点资源再投放在同志运动？他又说，「向资本主义学习，不是排除基层，而在survive之下，借它的资源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一些资本主义不会做的事。」
此外，Verdy提醒「香港同志运动要发展，香港参与运动者一定要参考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理论，因为他们走了那么久，思考了很多sexuality的概念，是很重要的资产。香港人都要发展一些同志运动的理论。现在的情况是挪用多，一些很深的东西少谈，但这是重要的。」除了参考外国，小曹指出「几十年的同志运动历史很少人整理，自周华山的《「衣柜」性史》至今十几年，没有专书或资料库整理近年的经验。」故此，必须整理本土同志运动历史，检讨运动过失，吸收前人经验。
同志运动走下去，要靠各种结盟增加力量。小曹提出「同志运动与性运结合，既做同志运动，也支援被主流边缘的性小众，共同面对社会上影响各群体的机制。」同时与其他组织有机结合，如重视人权丶社会运动的组织，因为同志和其他群体共同面对很多问题，如民主进程丶社会公义。本土之外，同志组织也积极连结外地同志组织，与台湾丶内地，以及邻近地区的同志组织互相支持，分享经验。
结语：消费令同志运动得到还是失去更多？
随同志消费而来的「粉红钞票」神话令商家不得漠视同志的诉求，故此不能再用丑化或歧视同志的行销策略，甚至采用一些同志友善或借用gay image招徕同志。这场拉锯战一来一往的过程，行销策略微妙变阵吸纳最多消费群，同志也得以借消费文化找到一片抗争空间。商家打造的「同志形象」是否另一种刻板印象？「同志友善」是否装出另一款姿态？现实点说，行销从来依靠「糖衣包装」，糖衣之上有谁看见老弱伤残？再说，同志消费现阶段顶多加强了同性恋者的形象，那双性恋者丶跨性别者这群小众中的小众仍被漠视。
于趋同的消费文化歌颂的「差异」，会不会只是环球智慧中所谓的「地方特色」？只是跟随资本主义逻辑发展为吸纳最多资本而制造多一个身份认同，鼓吹消费？的确，多位受访者反问笔者「有谁不是活在资本主义之下？」，与其脱离资本主义，倒不用挪用过来吸收资源拉阔抗争空间。消费固然带来空间丶资源，同时也掩盖同志之间的差异。可是，同志运动有没有足够讨论消费的影响？同志运动因消费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失去的会否比得到的更多？同志运动挪用消费作手段时，有没有醒觉在「利用它还是被利用」呢？
注1：2006年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之「同志·恋人」探讨性小众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困难丶歧视和对婚姻的期许，影视及娱乐事务处于8月收到就「同志·恋人」的投诉，指「该节目偏袒同性恋丶宣扬同性恋及含有歧视成份」等五项投拆。影视及娱乐事务处处长同月决定不接纳全部五项投诉内容。后来一名投诉人向广播事务管理局上诉，广管局邀约香港电台的代表解释制作原因后，裁定上诉人部分投诉内容成立，向香港电台发出「强烈劝喻」。后来，关注同志丶人权丶新闻自由的人士以各种行动表示对广管局的决定不满。
| 同志与Queer | |
| 周华山在1997年出版的《同志论》将「Queer」翻译为「同志」，将「同志」用法扩大至不同性小众。多年来，学界及同志圈子讨论「同志」定义多年，但没有明确精准的定义。本文以「同志」泛指「同性恋及其他性小众」，包括男同性恋者丶女同性恋者丶双性恋者丶跨性别者等。 Queer一词原指「怪异」，是被用来贬抑同性恋者的标签。后来，争取同性恋权益者及其他性小众利益的组织反过来拥抱queer一词，以身体政治抗议，歌颂多元，尊重差异，详见游静及朗天的文章。原则上，「同志」并不等同queer，只是坊间含糊地使用「同志」与「酷儿」(queer)，甚至交替使用，使用queer泛指所有性小众（包括同性恋者），而未处理queer的政治意涵。 香港本地同志运动于七丶八十年代谈的是gay/lesbian liberation，争取同性恋者权益；自不同的同志组织吸纳进口的queer理论，同志组织相继意识到丶尝试关怀性态的多元和流动性。同志运动现时较着重多元的意义，是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文化运动，去扩大丶松动我们对色性情欲（sexualities）的种种想像，不再局限于同性恋者。当然，个别组织对queer和同志看法不一，无法一概而论。 |
延伸阅读
1丶周华山丶赵文宗，《「衣柜」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运动》，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
2丶香港彩虹，《彩虹路上：香港同志平权运动发展史，1974-2005》，香港：香港彩虹，2006。
3丶金佩玮，〈女性/同志/女性主义运动〉，《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香港：新妇女协进会，2001，页77-92。
4丶Day Wong, 〈(Post)identity politics and anti-normalization : (Homo)sexual right movement〉,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London : Routledge, 2004, p195-213.
本文原载《文化现场》2008年11月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