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乌·索里托的新作《男孩》（Boy）是第22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预定全球首映，却最终不得不取消公映的两部影片之一，新加坡电检局给出的理由是《男孩》的剧情将同性恋正常化并含有过于冗长和直白的同性恋情节。同样遭到取消首映的另一部影片是以色列导演Natalie Assouline执导的《Shahida》，该片是因为宗教因素而被当地官方禁映。
此外，今年的第22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还有另外四部影片退出本次参展和参赛，原因是无法通过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电检处的审查尺度，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只放映一刀不剪的电影，因此共有六部电影退出参展，包括《An Extraordinary Study of Human Degradation》（瑞典，分级：R21，经删剪过长的性爱场面）丶《少女游戏》（Female Games）（新加坡，分级：R21，经删减露骨及过长的女同性恋性爱场面）丶《忧郁》（Melancholia）（菲律宾，分级：R21，经删减露骨及过长的女同性恋性爱场面）丶《盲猪要飞》（Blind Pig Who Wants to Fly）（印尼，分级：M18，经删减过长的男同性恋性爱场面）。绝大多数影片是因为同性恋性爱画面而遭禁映或删减。
在遭新加坡电检处禁映后，《男孩》导演奥拉乌·索里托决定不参赛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银幕大奖。而《盲猪要飞》虽不能放映，但选择继续参赛，电影节将安排闭门放映给银幕大奖的评审团。
《男孩》将移师于4月23日至30日的都灵同志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随后将在全州国际影展举行亚洲首映，而北美首映则选在多伦多的ImagineNATIVE电影及媒体艺术节。另外，该片将在6月于菲律宾上映。
Fridae专访了这位在2006年以同志题材的影片《花漾少年》（The Blossoming of Maximo Oliveros）蜚声国际影坛，获得诸多最佳影片大奖的菲律宾导演，谈及了他对此次新作无缘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的感受，以及多部带有自传性质电影的创作缘起。
《男孩》是我向菲律宾经典的色情电影致敬作品，特别是Lino Brocka在1998年的作品《猛男舞者》（Macho Dancer），我不想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喜爱，这部电影描绘的是一群菲律宾常见的男舞者，以表演露骨和挑逗观众的舞蹈为职，电影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讲述了他们的辛酸血泪，但是在艺术层面上也是相当具有美感的。其实每一代的菲律宾电影人都会有一部猛男舞者电影，这简直成了传统。所以《男孩》是我对这个片种致敬的作品。
在这部电影中，一个少年在与猛男舞者坠入爱河之后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而他更辛勤的贩卖自己的漫画书只求得与猛男舞者一夜之欢，当然剧情的高潮就是少年心愿的大成。
根据新加坡电检处的说法，是这部影片的激情戏的部分不过关。其实那个情节虽然煽情，但却是相当轻缓的。我在马尼拉和阿姆斯特丹举办过一些试片，影评人都觉得这个情节很唯美，所以得知在新加坡当地遭禁，我是非常惊讶也非常不能理解的。
Fridae：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新加坡电检处认为您的电影将同性恋正常化呈现，电检处主席詹德然（Vijay Chandran）也认为该片中的激情戏部分太过冗长并超出电检处关于同性戏份的有关规定，您对此有何看法？
最初我对《男孩》入选新加坡国际电影节竞赛片感到非常荣幸，但最终遭到禁映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失望的结果。
指责我的电影将同性恋正常化的塑造完全反映了一种恐同心理。而滑稽的是，一方面新加坡电检处认为《阿拉的新娘》鼓吹仇恨主义和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却批示《男孩》因为刻划同性之爱而必须遭禁，这本身就自相矛盾，很难以想像的是在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文化层面却存在着如此的虚伪和道貌岸然。
Fridae：《男孩》是否还会继续在本届电影节上竞逐亚洲银幕大奖？
不会，我已经完全退出竞赛。尽管评审建议我继续参加竞赛并且举行闭幕放映，但是我不同意，因为我的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而不是仅仅给那几位评审。
Fridae：包括《男孩》在内，您的电影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禁映，或者被评为Ｘ级，比如您的第二部电影《割之女》（Tuli），据说《割之女》的删减完全未经过您的同意，作为电影创作者，您怎么看待电影检察？
作为电影人，我当然希望我的电影能在观众面前展露最完整和原始的面貌；作为艺术家，我希望能在艺术作品中尽情实践自己的创作自由。
Fridae：《男孩》灵感来源是什么？您又希望通过《男孩》传达什么讯息？
我一直想执导一部情色电影！我自幼生长在马尼拉，看过很多美丽而精致的情色电影，那些电影帮助我认识了自己丶接受了自己的性倾向。
但是我想拍摄的是一部更加个人化的电影，我呈现的《男孩》基本上是一部富家男孩结识贫穷男孩的电影，而且拍摄手法相当纪录片风格，舞男丶变装艺人丶诗人我都启用了非专业演员，只有家长的部分，我选用的是职业演员。
《男孩》的剧本也是极其随性的，我在一边对舞男进行研究丶一边撰写剧本。在舞男的情色包装之后，我想探究的是1986年之后菲律宾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贫富分化，我想通过一个情色故事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菲律宾，富人和穷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是爱情也难以跨越这道鸿沟。
在《男孩》中扮演自己的舞男Aries Pena，告诉我说：「我的同事们听我排练自己的台词时，希望我转告导演：我们终于要在这部电影中被真实而正面的塑造一次！」
Fridae：除了《男孩》，包括您的第一部作品《花漾少年》在内，很多都在探究成长或者成年阶段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您个人有什么意义？
我和我的电影一起成长，如果说我的前四部电影是我作为电影人的成长阶段，那么我希望我的下四部电影是我作为电影人的成熟阶段。
Fridae：您怎样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
跟《花漾少年》的情节类似，我在高中的军训时很喜欢自己的教官，当时我15岁，他常常在我表现优异时候给以鼓励丶而且我也是为数不多能在校园中跟他并肩散步的学生，但我还无法清楚定义我对教官的感情。
《男孩》又一次讲述了我真实的个人经历。17岁时，我第一次去了同志酒吧丶第一次看舞男表演丶第一次有心动的兴奋感觉。我终于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
所以，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情色电影对一个人性倾向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因而，《男孩》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
Fridae：您怎样踏入电影行业？
我在大学时期主修剧场艺术，毕业之后我几经尝试之后，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菲律宾的剧场表演带有极大局限性，并不能完整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我需要一个不同的媒介。在马尼拉时，我偶然一次参加了一个电影研讨会，我从此便和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Fridae：您下一部作品计划是什么？
我有几个计划在同时进行：一部探寻我童年经历的梦幻式电影丶一部讲述在阿姆斯特丹的菲律宾移民的纪录片丶还有就是我回归剧场的一部作品，我上次执导舞台剧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
Fridae：您对亚洲同志社群的期许是什么？
一个自由丶开放丶有真实价值观丶不硬套西方标准丶拥抱多元文化差异性丶有人性丶有热情的族群。
电影《花漾少年》预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