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的中文片名是片商的意译奇想，忠于电影内容又能刺激想像的一种异法，因为《Born Into Brothels》的原名若忠实译成中文，成了《生在妓院》，可能就局限了所有的想像力。
但是《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的拍摄构想就是一个异想世界的完成，因为导演莎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和罗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成功实践了一个绝多数的电影人难以达到的成绩：你可能拿起摄影机，拍下妓女们的真实生活吗？妓女生活在红灯区里，满足着凡夫俗子的欲望，但是她们和客户都不愿让摄影机进入，从颜面丶隐私到尊严，有太多的理由，让多数纪录片的工作者难以突破禁区（除了偷拍，或者特殊关系的交易或安排作品）。一开始，莎娜和罗斯同样也是碰壁的，但是他们找到了红灯区的八个小孩，每人配发一台照相机，传授他们摄影技巧，提供他们实拍软片，让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与捕追红灯区里的男男女女，红灯区的影像因而有了全新的视野。
《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
最锐利的发想在于从内部突破。
所有的电影能够迷人，都在于作品提供了一种「内部」观点，得观众得以知悉或窥见角色与事件的内心和内幕，因为所有的作品若只能在外部徘徊，绝对只是隔靴搔痒，只有从内部揭秘，才能让人耳目一新。美国人想要拍印度加尔各答的妓女照片，多数人会认为那是存心不良，必定是好奇窥淫心理作祟，站在种族或经济优势的高度上来挖人隐私或怜悯送暖，创作动机不受认同，配合拍摄的意愿与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小孩，让一般人较难有戒心，何况是红灯户长大的孩子，一旦他们人手一台照相机去捕捉红灯区影像时，可能受到的刁难丶质疑或争吵机率就少了许多，布里斯基与考夫曼却也可以透过摄影教学的过程，让他们有了拿起摄影机进入红灯区，甚至登堂入室拍摄红灯区实况的护身符。《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的聪明之处，真的就在于找到了可以着力的一个创作切入点。
但是如果只是用小孩的眼睛和镜头来挖掘红灯区的实况氛围，坦白说，还是背负着极其沈重的「剥削」枷锁，布里斯基与考夫曼第二个精明之处是他们很清楚，只要给他们照相机，世界就大不同，只要给他们受教育，未来的发展也肯定会大不同，所以《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的大半剧情就在于布里斯基非常努力地要替这八个孩子争取转往寄读学校去念书，因为事理很清楚，孩子一旦继续在红灯区里长大，不是跟着做妓女（有一家已经三代都从妓了），就是为非作歹混帮派去了（有一家的祖父和爸爸成天无所事事，不是打女人就是吸毒），给他们机会，他们的人生或许会不一样，布里斯基与考夫曼独厚这八个小孩，当然是因为他们是摄影班的学生，而且他们真的从取景窗与快门中，捉住了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然而，老师丶爱心与摄影机都不是上帝，可以试着打造或纪录人生，却未必能改变八个孩子的宿命，只是在摄影课与转学寄读的折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善心」的白种人，唯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次机会，在他们依旧纯真，依旧有梦，还没有被生活的污浊气息给完全晕染改变之前，抛出八个救生圈，有人捉住了，有人放弃了，有人拒绝了……加尔各答红灯区的传奇，其实并没有落幕，布里斯基与考夫曼虽然因为《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桂冠，但是这八个孩子的浮沈人生却依旧和他们紧紧相连，徜若《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只是布里斯基与考夫曼的名利踏脚石，那么，这部得奖的纪录片也只是一部精心设计而且成效卓着的白人剥削实证；徜若，他们真的有爱，真的关心观景窗之后的小脑袋有多少美丽的异想世界，他们的后续旅程还很漫长。
这八个孩子拿起照相机，紧按快门的时光，真的是他们人生中亮丽的一刻吗？还是，他们只是白人的利用工具呢？我并不认为电影导演就一定得为他的拍摄题材与人物负所有的情感与道义责任，只是《小小摄影家的异想世界》的动力来自一位善心的白人女士，她确实曾经带给孩子光明与希望，但是，然后呢？真正的电影故事，不是在电影完成之后才开始的吗？
本文全文《小小摄影师：爱与剥削》，原载http://4bluestones.biz/mtblog/2009/02/post-8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