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曾經被這種人騷擾過！」最後他又鄭重追加了一句。
三十好幾快四十的人還這樣被當小孩子警告，面子似乎有點掛不住，「阿尼會是這種怪胎嗎？」我陷入懷疑的痛苦──懷疑有一對鹿般純真大眼的、對巴哈瘋狂的阿尼，但更多的是懷疑自己，自己的判斷力。
但之後發生的事不得不讓我懷疑阿尼是否有些腦袋不正常。因為在另一次台灣友人家裡的聚會中，他突然發神經似地當眾高聲宣佈，說他曾經和此次宴會的男主人在十幾年前約會過。當時場面突然安靜了數秒，我直覺空氣溫度陡降至冰點，氣氛十分尷尬，我本能地要拉他坐下並要他立刻閉嘴，誰知阿尼一派理直氣壯、繼續振振有辭：「他一定是忘了，他一定忘記了我是誰……」當下頗讓男主人難堪下不了台。
「我從來不認識這個人……更何況，我和誰約會過我自己難道會不知道，輪得到他來提醒？」事後男主人私下向我抱怨。
我於是打定主意，不再邀請阿尼參加我任何朋友的聚會，以免到頭來全波士頓我只剩下阿尼一個朋友。
當我試圖漸漸減少和阿尼見面的次數時，阿尼卻主動出擊了。這回他給我出了新的難題。
「Mark，你知道哪裡可以永久存放一個人的ＤＮＡ？」有一天他直接打電話到我實驗室。以我對他的了解，我直覺地以為他要我回答：我們實驗室的液態氮箱就可以。我把到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繞個圈子說：「怎么回事？誰的ＤＮＡ？」
原來阿尼從小是他祖母帶大的，兩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十年前他祖母病逝於麻州綜合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留了一小塊病理組織（照阿尼描述應該是一小塊皮膚）在醫院病理部的冰櫃裡。十年是麻州的法定病理切片保存年限，如今期限已過，阿尼收到一張醫院發出的組織即將銷毀的通知。
「你不知道我祖母是多么一個和藹慈祥的好人，她有尊貴的靈魂……她絕對值得再活一次！」阿尼在電活中的最後一句話讓我幾乎當場昏厥。
原來阿尼不知哪裡來的想法，認為人類將來一定有辦法利用ＤＮＡ將生命體復原，讓生命不斷再製而得到永生。「而有誰比我祖母更有資格得到永生的？」阿尼將他懷中一張寶貝萬分的和祖母的合照出示給我看，眼神中是綿綿不絕的孺慕和愛戀：「所以我絕對不允許 我祖母的那塊皮膚被銷毀，那是她在世上僅存的ＤＮＡ。」
我看得出阿尼這回玩真的了。
「但即使我拿回了祖母的皮膚，自己也不會保存，總不能就放在家裡雪櫃的冷凍庫吧！」阿尼說。而我只管澆他冷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樣，那地球早已人滿為患、萬刼不複了。你這樣是在做上帝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見我一副無心幫忙的樣子，阿尼更使出渾身解數，實驗大樓四層樓上上下下幾乎都有人接過他的電話。更要命的有一次我在實驗室門口撞見阿尼，天啊，他正和我的「頭家」（實驗室的指導教授）嘻嘻哈哈聊得正起勁呢！
事後我打電話警告他：「阿尼，你這樣做太過份了！你給我離我頭家遠一點！」
「為什麼？我們聊得很愉快啊！」阿尼還是那副永遠滿不在乎的口氣。
還好事情轟轟烈烈進行了快兩個月，似乎有了轉機。醫院方面態度似乎有了軟化，阿尼祖母的皮膚得以繼續保存。是否阿尼的律師發揮了作用就不得而知了。而一旦阿尼不提此事，我也立刻絕口不提，免得再橫生枝節，憑添困擾。
當兩千年的春天來到時，我在哈佛的學業也將近尾聲了。實驗室頭家對我誘之以綠卡，見我不為所動後，也不再留我。而波士頓地區朋友圈中，真正因為我要回台而心急如焚、急得跳腳的，赫然只有阿尼。
「你真的要回台灣了嗎？」阿尼眨著他鹿一般的大眼睛。
「是啊，我們頭家又不留我。」我隨口編了個理由。
「什麼？像你這么優秀的研究人才，你們頭家不要你，別的實驗室一定會要！」阿尼氣忿忿地說。之後他要走了一份我的履歷。
「你想干什麼？」我問。
「你就會知道。」阿尼神祕地說。
「阿尼，你這是在干什麼？」我急起來想阻止他：「這不會有用的……」
「誰說的？」阿尼一臉的得意：「我看MIT的研究生畢業後都是這么做的……」
之後阿尼真的就把他精心印製的我的「求職廣告」，在MIT和哈佛校園裡所有的佈告欄到處張貼。我無力阻止，也只有任由他去。
只是此時我的去意已堅。當我正忙著賣掉家私、收拾行李時，和阿尼的聯繫也漸漸少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面對我要回台灣的事實，像他這么一個熱誠又單純的老人，單身住在冷酷疏離的美國東岸，一定也是寂寞的。他的瘋癲癡傻固然叫人頭痛，但同時也叫人感動，
畢竟他是我哈佛醫學院三年裡，惟一交到的美國朋友。當我回顧這我一生不再的三年，所有值得回憶的美好片斷，赫然大都有阿尼的影子在其中。
我愛你。阿尼
我心中默念著這在波士頓從未說出口的三個字。
在和他失去連絡的近五年，我曾這樣祈禱：
親愛上帝，如果禰必須選擇一個人類的DNA做為永恆的保存，就請禰選擇阿尼吧！他才是禰天國裡失落的羔羊，落入凡間的天使！
（寫於2006/7/3）
後記：二ＯＯ六年一位密蘇里大學文學博士班學生方哲升（Jesse Field）寫了一封伊媚兒來，詢問他以我的作品作為他博士論文主題的可能性，他近期也將在「全球酷兒文學會議」裡提報有關台灣同志詩的書寫現況。於是我們就約在他上課的台大（他來台就讀中文班三個月）附近見了面。哲升是個墨西哥裔的美國青年，之前曾來台灣在故宮當翻譯工作過一年，那時他曾到過我北投家派對，此次算是第二次見面。
相談熟識之後，才發現我們還都同時間在哈佛待過（他那時是碩士班學生），感情更加熟絡。我將當時阿尼寫給我的書信給哲升看，他讀完十分篤定說：從信中的書寫來看，阿尼一定是如他所說的是MIT的退休教授。我一時間啞然。
然而像他這樣一個純真到近乎瘋狂的赤子，他是誰於我已經不再重要了。在返台後遺失他的所有聯絡資料的七年後今日，我只懷疑過自己。
本文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49期（2006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