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出生在貴州東部一個很普通的城市──銅仁，可能和中國大多數地方一樣，那裡很小，沒有樓房，全部是平房。每家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還可以看到貼大字報和批鬥的場景。我家前面就是一個體育場，幼年的我經常從窗戶裡看到批判的場景，那個記憶很深刻，很暴力，人是沒有尊嚴的。
那時我看見的家庭，包括我父母，我朋友的父母，還有鄰居，家庭暴力都是難免的。我也看到鄰居的哥哥姐姐，戴著紅衛兵的袖套，「批鬥炒家」、「上山下鄉」。生活不是很如意，家庭也不是很和諧。那是我就在想，人為什麼長大一定要結婚？為什麼要把兩個人綁在一起？後來我常常和朋友說，我八歲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不會和男人結婚的。
銅仁靠近湖南鳳凰，一方山水養一方人，風景很美，所以畫畫很盛行。可那時候大家都覺得畫畫不正經，正常的路應該是上重點初中，重點高中，再考一個好的大學。結果我初中時學了畫畫，從那以後，就變「壞」掉了，可我自己卻猛地覺得，另一個思維、一個部分被打開了，更自由了。
大學畢業之後，我回到家鄉一個中學教書。那幾年生活很自主，我有工資，教學生畫畫還有一些收入，不缺錢用，生存沒有壓力。但莫名其妙的是，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心裡，沒有辦法釋放。感覺想要衝出去，可是房頂壓著你。到了第四年，我在學校狀態已經比較好了，校方領導慢慢對我刮目相看。可我覺得這種生活已經夠了，四年，我已經成熟了，我覺得我應該離開這個地方。那是1992年。
我應該算是我們那個城市裡面第一個辭掉鐵飯碗的人。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北京。九十年代初，圓明園圍牆外面，特別在西門外邊有很多從事藝術的住在這，有畫畫的、寫詩的、做戲劇的，隨著租房的人越來越多，這裡也就被稱作「圓明園畫家村」。我去的時候人還很少，只有兩個女的，我是其中之一。
在中學教書的時候，我開始和一個男老師有交往，但是我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在談戀愛。別人都認為是，但我老覺得內心有什麼東西沒有釋放出來，不能投入，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感覺，覺得很不痛快。
在圓明園畫畫的時候，人越來越多，有一個女孩子經常來找我。她的樣子就是通常的女孩子，還是很有個性的。她來跟我玩，跟我聊天，同吃同住──我的門都是敞開的，那時候整個「畫家村」都是這樣，可是後來我發現她不出去了，不工作了，也不學習了，整天和我呆在一起。好像我們之間感情比較不一樣了，但那時候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圓明園「畫家村」被迫解散，我們也沒有往來了。我是和Susie認識之後，才開始清晰地知道同性戀。從圓明園搬出來以後，有一天我去參加一個party，有好多外國人、中國人在一起。在那次party上我認識了Susie（她是一個英國女人，也是最早在北京舉辦同性戀聚會的人──編者注）。和她聊天的時候，我說了一些和傳統性別觀念不一樣的話，Susie覺得我挺特別的，給我留電話，讓我去她們那兒玩。
Susie的party，一進去就很驚訝，全是俊男靚女，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去得多了，慢慢知道這是同性戀。可能是當時覺得大家玩得太過火了，男男女女很親密的打打鬧鬧，打情罵俏。那時候腦子比較單純，覺得怎麼這麼混亂，我就跟一個朋友說，我肯定不是同性戀。
但是你如果遇到喜歡的人，就什麼都不需要了，不需要看文章了，也不需要看電影了，什麼都明白了。我當時遇到一個女孩子，突然有心動的感覺，心裡面一直惦記著她，就這樣開始了。她不是搞藝術的，但是很有意思。但我們的感情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第一次戀愛一般都比較短吧。
在這段時間，還有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我參加了女性主義小組。女性主義小組也是Susie召集的。差不多每個月要定期聚會討論，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比如有人專門研究傳媒、電視、報紙、廣告裡的性別不平等，男人都是指導的角色，女的都是被指導的，廣告裡面，拿出一樣產品，總是女人問這是什麼，男人回答說這是幹什麼、幹什麼的。還有審美都是社會界定的，怎樣算漂亮，怎樣化妝穿衣服，社會、傳媒其實有很多消費圈套。那時候開始有意識了，原來在社會上有這麼多不平等的東西。後來女同性戀在裡面也發出聲音，我也在那個小組裡面介紹自己的作品。
這些女性意識和女女情感也會影響到創作。我最早創作《女性與武器》系列時，還有一些紅色的植物，是一種無意識的女性獨立的狀態。參加這個小組以後，我創作了一個系列叫《女友》系列，不是指女朋友，是指女性朋友，母女、姐妹，也有愛人，有點女性聯盟的意思。再後來就開始創作單純女女情感的作品，像《鴛鴦蝴蝶》系列。我也畫其他內容，但是因為生活裡的情感會直接從這裡出發，比較有感覺。
差不多30歲的時候，我父母親去世了，這對我的影響很大。好多問題都想明白了，你知道生命是會中止的，有些東西應該珍惜。也覺得時機成熟了，該有一份穩定的關係了。
到今年，我和明明（石頭現在的女朋友──編者注）在一起七年了。我們一開始就是挺好的朋友，時間一長，感情也發生了變化。我有時候還能看到以前的感覺，我不太認同他們講的，「時間長了只有親情，沒有激情」之類的，我覺得激情時時迸發，而且激情不是唯一的，你內心有一種挺深厚的東西。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兩個人都認同這個關係，決定要一起走下去，而且都認同這個關係永遠都是開放的，永遠是可以中斷。一方面你要好好走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不好，我們不需要捆在一起，沒有這種束縛的時候反而放鬆，所以我們不會選擇婚姻，當然同性婚姻我們會支持，只是我們不需要。
| 採訪手記──自由的靈魂 |
| 在石頭位於北京郊區的家裡，客廳牆上掛著她在各個時期創作的作品，《女性？武器》、《女友》……我們坐在陽台的黃色沙發上交談，一會兒，她的女朋友明明送來剛剛烤好的面包。 在這種女性化、非常親密的空氣裡，石頭對我講起了30多年的生命歷程。她生在貴州，經歷了「文革」後期壓抑的社會氛圍，也目睹了周圍不快樂的婚姻，「所以我從8歲就知道自己不會和男人結婚」。像許多女孩子一樣，石頭的少女時代和女性有著更親昵、更曖昧的關係，但「那是一種樸素的情感，根本不知道所謂的『同性戀』」，認同是很久以後的事。 那個封閉、不快樂的小鎮，有著美麗的風景，也有繪畫的傳統，石頭拿起畫筆，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在藝術的世界裡，她覺得自由，也使得她不會走上一條常規的路途。 1992年，石頭辭職後來到北京圓明園畫家村。當時的圓明園聚集了許多畫家、詩人、歌手，石頭不是作為男性藝術家的情人、而是作為獨立的女藝術家，生活在那裡。那時候的她，剃板寸，留「雞冠頭」，參加party，在party上，她遇到了同性戀群體，也遇到了自己喜歡的女孩子。 石頭這樣形容和男女兩性交往的感受，「以前也交過男朋友，對男孩子也會心動，但是總覺得不能完全投入，覺得在那段關係裡，自己不完整，但是和女孩子在一起，就會覺得很完整。」 現在的石頭有一種平和、善良的氣質，在朋友們中間也以友善、淡泊出名。有一段時間她剃光頭（和明明一起），看上去有慈悲的佛光。平常，她和明明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除了工作或者朋友聚會，她們都很少「進城」，只在家裡進行自己的創作。而有時候，她們就背上包四處行走。2008年大半年的時間，石頭和明明都作為紀錄片《女人50分鐘》的創作者，在各地參加「中國酷兒影像」巡迴展，從北京，到上海，長沙、鞍山、鄭州、廣州、成都、南寧、昆明……坐火車，住很便宜的旅館，和當地人交朋友。 作為中國唯一一位「出櫃」（即表明自己同性取向）的女性藝術家，石頭有著很重要的像徵意義。她注定要承擔這一身份帶來的責任，但是首先，她感受到的卻是這一身份帶給自己的自由。 「當我第一次聽人家介紹說我是女同志藝術家的時候，心想，還有這個稱呼？但我也不介意。怎麼設定是別人的事情，我不會覺得什麼東西會把我框住。也有人勸我，你千萬別說女性主義，但我必須要說，這個對我影響很大。最重要的是，我不是那麼簡單的、一般意義上的女人、女同志藝術家。」 生命應該有很多階段，有一點是一以貫之的，就是讓自己自由。 |
本文原載：中國雅虎資訊「彩虹之聲」欄目 http://news.cn.yahoo.com/2008g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