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是作个伴儿

马工程师，一位80岁的退休老人，给我讲述了两位中学国画老师，庞老师和殷老师的故事。马工是殷老师的学生和朋友，据马工程师介绍说，这两位中学女老师从1940年代，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就住在一起，直到1990年代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

庞老师和殷老师是大学的同窗，毕业后她们同在天津的一所女子中学里教书。开始时她们一起租房子住，后来学校分了几次房子，总是给她们俩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庞老师和殷老师住一间，殷老师的妈妈住一间。我问马工程师，她们住在一起有没有人议论呢？马工说，有太多议论了，说她们俩是同性恋。但是，殷老师告诉马工说她们只是都喜欢画画，互相照顾，作个伴儿，她们不是同性恋，马工说她也不相信她们是同性恋。

马工说，殷老师和庞老师两人和学生们的关系相当好，女生们常常去她们的家里作客。两位老师分别都有很多学生，学生们分别去看她们各自的老师。殷老师的学生看殷老师，庞老师的学生看庞老师。马工说，庞老师的学生爱抱团，和庞老师说悄悄话，特别亲密。殷老师就看不惯，不高兴。马工说，殷老师的学生去看殷老师都是「正大光明，挺自然的」，不像她们（庞老师的学生们）。

我问两位老师有没有吵过架呢？马工说：吵！她们俩个有时候就闹别扭，一闹别扭殷老师就向她发牢骚，但是说说也就完了。

两位老师不但一起照顾了殷老师有病的妈妈，还一起领养了一个孩子。两个人的亲戚们来津了，她们也一起接待，马工说，「就像一家人一样」。马工程师结婚的时候，殷老师和庞老师都来了，还一起送了礼钱，说「这是我们俩的」。

我问马工，她们没想到过要结婚吗？马工说，殷老师是想过，但是庞老师总是从中作梗，总是挑男方的缺点。曾经有个画家追求过殷老师，庞老师就嫌人家孩子多。后来又有人给殷老师介绍过一个教授，殷老师曾经跟马工商量过，马工说，那个教授的条件各方面都合适，她特别同意，殷老师也愿意，可庞老师「就是不肯，庞老师就怎么也不干，死也不干」，殷老师只得作罢了。到后来，庞老师生病卧床数年到去世，都是由殷老师陪伴照顾。就这样，两位女老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生死相守，共同生活了一辈子。

然而，马工告诉我，在庞老师去世后，庞老师的亲戚们来到她们的家里抢东西。这些亲戚把桌子丶板凳都给搬走了，声称这些东西是属于庞老师，殷老师无权保留。两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到最后，连一把留作纪念的椅子都没有留下。殷老师既伤心又生气，但是她也毫无办法。

我问过马工，她们到底是不是同性恋？马工说，她们是「正常人」，同性恋没有女的。没有女同性恋的身份的存在，就没有她们关系的存在，也就没有共同的财产可以受到保护。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的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她们不能在社会和家人面前表明她们的感情，也不能庆祝她们的关系，因为她们没有一个身份。


我们不是同性恋

1970年代中期，静雅和思敏在文革期间从北京来到云南白沙村插队落户。她们那时只有17丶18岁，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庭。两个青少年在劳动中产生了感情。每天劳动完后，两个人到山上丶竹林里散步，聊天，谈家庭，学习，现实和理想。那时和静雅丶思敏一起来到云南白沙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好几十个人。二十多个女知青分别住在几个宿舍里。静雅和思敏开始被分配在不同的宿舍里，但是没过多久，静雅就天天和思敏睡在一个床上了。

知青之间有人议论她们，说她们是同性恋。思敏找到一本医学书，和静雅一起看起来。静雅说：那本书里说同性恋是变态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我们俩互相看看，谁也不像变态狂啊。也没有精神病啊。我们俩说，咱俩不是同性恋，咱们就是互相爱，以后咱们也去结婚吧。

后来静雅和思敏都与男人结了婚，也都有了小孩。此后她们又都离了婚。静雅回忆说，那时候不知道还有别的同性恋存在，人人都得结婚，我也去结婚呗。


我是「这样的人」

李娜出生于80年代，她在山西的一个小城镇长大。李娜说从三岁起她开始跟姐姐做性游戏。那时候父母去上班，把她和姐姐锁在家里，她们就在床上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包括性。青春期以后，姐姐交上了男朋友，李娜很难受，便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一些女孩子身上，她的父母觉察到了。

我父母就觉得我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就说要领我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他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我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跑去见一些女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我父母，让她们觉得我没有病。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其实我喜欢的是一个女孩子。当时我没觉得我自己不对。因为对我姐姐的感情和对我这个小（女）孩的感情，对同性的感情都一直是这种状态。也没有听说同性恋这些词语。

上高中时，李娜有了女朋友。李娜说我们就是「就是抱抱，然后亲一亲。手牵手啊，互相抚摸一下，觉得挺舒服。」但她隐隐感觉这种关系不对，于是她也去尝试交了个男朋友。通过交男朋友，李娜意识到并且肯定了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她说，当男朋友用手抓住她的时候，她犹豫，她觉得怪，觉得不舒服。她拒绝让他牵手。有一次，在和几个同学一起聊天看录像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出了一个让她很不舒服词语，于是她决定和他分手。

大家在一起聊天，提到同性恋，那个男孩子提到这个字。我当时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我那时最想（念）的就是我高中的这个女朋友。我就觉得很厌倦跟她们在一起，心里很不舒服。我就拒绝这个男孩子，不再跟他交往了。

李娜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最想念的是她的女朋友。而同性恋这个词的出现，帮助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她和男朋友分手了。她不再刻意去隐藏自己的同性性取向。

我的高中同学（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她们有一个这样的印象，我是「这样的人」。

是同性恋这个词帮助李娜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但是李娜却不用同性恋这个来形容自己的性取向。她用「这样的人」来形容自己，避免了「同性恋」这个词语说出来会引起的爆炸性和刺耳性效果。


「中国没有女同性恋」

1990年代，有个生活在广州的30岁的林女士，已经结婚有了小孩。但她十分钟情于一位女性朋友。苦恼之际，她通过上网了解到什么是同性恋，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同性恋者。1997年她听说在北京有女同性恋者的活动，就千里迢迢跑到北京，要亲眼看看女同性恋者是什么样子。

在1995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中国的志愿者在女同性恋帐篷值班。当她被几个国外代表问及，她是否认识中国的女同性恋者时，这位志愿者说：「中国不存在这种现象」。有一位在英国萨科塞斯大学学习妇女学的中国留学生，她对她的英国同学说：「中国没有女同性恋现象」。

2007年之际，35岁的王松女士，生活在哈尔滨这个大都市里，她与自己的女友在一起生活了十年之久，却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女同性恋者。在与女友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她们俩人曾多次受到家人的暴力殴打，威胁和强迫她们分开。期间，王松与她的女友之间也发生过暴力行为。无论是遭受家人殴打，还是发生在她们之间的暴力，她们都无处求助。王松的女友已在一年前与男人结婚。在与女友分手的一年里，王松感到非常的痛苦和孤独，她说没有人可以理解她的感情，也没有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苦衷。家人和朋友也是只会劝她和男人结婚，她曾感到的是无奈和无助。

如果人们看不见女同性恋者，或者在没听说过女同性恋者的情况下，只知道有默默在一起生活相爱着的女人，她们的快乐和苦恼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社会对她们的种种歧视，她们也只有自己默默的忍受。同性恋者，特别是女同性恋者，曾经过着隐秘的生活。由于信息的匮乏和扭曲，女同性恋者的生活空间十分狭小。

在庞老师和殷老师的故事中，没有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无论是旁人或是她们自己都不认同同性恋的身份。但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似乎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她们所在的学校甚至还给她们两个分了房子，好像两个女人在一起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静雅和思敏可以在知青的集体宿舍里同床共枕，王松也与女友共同生活十年。然而，在没有女同性恋身份的日子里，女同性恋者不能庆祝她们的感情，不能公开她们的关系，她们的关系不被承认，她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这才会发生两位生活在一起半个世纪的女老师共同辛苦积累的共有财产得不到保护，静雅和思敏不得不与男人结婚，王松和女友被家人打骂丶欺辱以及被迫分开的情况。

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公开的男同性恋者被看作是流氓被警察关押，或被当作变态，被医生收治。这种情况使有同性性取向的人被迫压抑自己的性取向，结婚生子，委曲求全。而作为一个女性和女同性恋者。受到男尊女卑和异性恋霸权的双重压迫，感情与性的要求，往往被忽略和忘却，或者被打击和压制。社会要求妇性贤淑丶温顺丶服从，使许多女同性恋者不得不否认自己的性取向，把自己的感情与性的需求藏匿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多年来一直生存在隐秘的状态中，从而使女同性恋成为外人闻所未闻的一种现象。

同性恋一词曾经是精神病丶变态狂和流氓犯的代名词，充满相当的歧视和污名。李娜敢于肯定自己是「这样的人」，不再掩饰自己的同性性取向是非常勇敢的，由于承认了自己，她才会进一步寻找其他的女同性恋者。正是在这种自我肯定和承认，身份的寻找和认同过程中，女同性恋者的身份慢慢的出现了。


本文作者何小培来自北京粉色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文原载：《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丶山东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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