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演变，其实是一直跟随着我们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中国大陆人，学会学到的最先最初的粤语词汇，应该说是「的士」和「打的」。比我年轻的一代中国人，可能很不理解，如今融进大陆官方正式认可的汉语这两个词，的士，打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什么关联？

要知道的历史背景是，30年前，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小城市，根本就没有的士（计程车）的营业，哪来「的士」这个概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倒是有为数甚少的计程车在街上跑，没吃过猪肉，倒是见过猪跑，知道的士这种计程车是怎么回事。可昂贵的车资，跟普罗大众每月的工资收入相比，的士也成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体验的特权，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何干？

所以，只有到了普通人办急事上医院赶时间，也可以消费得起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的士，打的，这样的外来词汇，才排得上用场，才融会贯通，融进当地的语言体系，成为当地语言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粤语中，将大陆汉语词汇「小姐」和「同志」的转义。

先谈「小姐」一词的转义。

我亲耳聆听过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一次讲学，他对「新中国成立后，消除了嫖娼卖淫」的说法，也就是说，嫖娼卖淫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政府强制取缔消灭，非常不以为然。潘教授举的反例是，国营煤矿周围的农家妇女，和煤矿工人的性钱交易，从来都是「络绎」不绝的，何来「消除」一说？

不过呢，将农闲时节和煤矿工人做副业的农家妇女，跟如今价真货实的「性工作者」，放在一起称为「小姐」，恐怕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哦。

所以，「小姐」一词特指「女性性工作者」的转义，还得等到香港人的工厂企业公司的北上，等到百万女工闯深圳跑东莞的年代，才会跟随粤语的北伐大陆，在中国大陆的汉语中生根发芽，最终立足成活，成为当代汉语的一部分。

至于「同志」一词的转义，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当代同性恋者的以「同志」作为身份认同，不是一种可选项的「生活方式」，与生俱来，痴心不改，跟轻而易举的什么生活方式，区别太大了。

不过，同性恋心理，同性恋行为，同性恋身份，还是很有时代特征的，是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

我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周华山博士的著作中，就看到他转述洋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同性恋行为，甚至同性恋爱恋，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中，自古皆有。但同性恋者作为一个身份认同，却需要等到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兴起，才会出现。

和小村子几十上百号人，七大姑八大姨，谁都认识谁的农业社会生态不同，城市中的匿名性，城市人居住的流动性，才可能让同性恋者，生存压力减少，才有可能远离父母家人，脱离口水八卦的泥潭，拥有自己的私密生活，随之而来的，才是独立自主的身份认同。

同性恋性行为，在中国大陆，也是自古皆然，当鸡奸犯判刑也好，被枪毙也好，就算是在所谓的社会道德最纯洁的年代，一直都在生生不息。但同性恋和其它的社会禁忌不同，可以伪装，可以隐藏，可以很不当一回事，结婚生子，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什么自身身份不身份的，认同不认同的，都不是很急需急迫的议题。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好像是重复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进化过程，年轻人进城的多了，远离了七嘴八舌的乡里乡亲，私密空间多了，更重要的是，自我意识到觉醒，不想委屈自己的本性，自身身份的认同，也越来越多地提上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议事日程。

同志一词，偏偏在如此历史背景下转义，哈哈，真是生逢其时啊。

今天想聊的这个新词，既跟小姐有关，也跟同志有关。还是香港强势粤语的北伐，文绉绉的小姐之外，对女性性工作者，还有一个粤语称呼，鸡。好多粤语的字词都跟普通话千差万别，这妓女的妓，和鸡婆的鸡，倒是出乎意料的发音相似接近，叫鸡，招妓，也发音近似。

结果是，因为这个「鸡」的转义，居然冤枉涉及到既无发音相近，也没意思相近的另外一种常见家禽，鸭。其实依照语言的类似推理，鸡婆指女性性工作者，应该顺水推舟水到渠成，鸡公指男性性工作者，不成想，简洁明了的一个「鸭」，成为男性性工作者的代称。

我标题中提到的这个新词，对我来说是新词，对不少「如歌」的读者，可能早就滚瓜烂熟于心了，就是鸡鸭系列之后，「鹅」。到底是同志运动的成就，让同志有了更多的能见度，普罗大众也略知一二，还是不少同性恋者眼中，同志运动的副产品？使得专接男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原本不为人知，如今却在街谈巷议的俗语中，有了自己的借指称呼，鹅。

如同我在《有一群人，还没有名字》所言，对异装变性女孩的欣赏者，如今没有一个名称称呼。如此类推，那些变装异性的女孩，做了性工作者，该叫她们什么呢，鸡，鸭，鹅，之后，下一个无辜的家禽鸟儿，哪一只会做这些特殊女孩的指代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