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台北市政府推动「首都核心区」的历史保存计画，冀望在竖立二二八纪念碑之后重新塑造新公园的空间意义，透过更新计画要将同性恋从新公园驱离，而另于西门红楼戏院旧址设立同性恋俱乐部。同志团体一方面要保存新公园的同志空间与历史集体记忆，一方面不希望红楼戏院成为圈限同性恋的「贫民窟」，于是组成「同志空间行动阵线」进行论述抗争，并且举办同志园游会。此项行动，后来间接催生了台北市政府首度运用公部门预算执行的「台北二○○○同志公民运动」，三年后又促成了首次的台湾同志大游行。


从禁忌到开放 打破同异界线

如今随着台北捷运台大医院站出入口的使用，以及襄阳路沿线围墙的拆除，二二八公园同志聚集的盛况已经大不如前。而曾经发生荷枪员警过度临检将民众带回警局拍照的常德街事件，也只留下历史的记载。相反地，红楼戏院广场却在地缘关系与商家同志的努力下，滋长出「小熊村」的繁景，成为打破同异界线的同志「开放」空间。

同志大游行从二○○三年草创的五百人参与，一路飙增到近两万人，邻近的日本丶印尼丶马来西亚丶香港等地也有不少同志共襄盛举。两岸开放观光后，今年更会有来自中国北京丶广州的同志游行旅游团。

此外，参与游行的团体也逐年涵盖了更多同志内部多元的次团体，像是跨性别丶原住民丶身心障碍者丶青少年丶同志父母等，同时借此集结其他弱势边缘团体，如国际人权丶性权丶环保等组织。今年台大学生会也以压倒票数通过具名支持相挺。

公共空间集结 促发更多对话

只是很遗憾地，同志游行前，仍然有同样是占台湾人口少数的基督教特定人士发动「反同志游行」。他们无视于卅余年前精神医学早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中删除，《性别平等教育法》也明定要保障校园中不同性倾向师生的权益，却仍热情地想要「矫治」同志。正如因为《自由大道》的入围，让奥斯卡颁奖典礼场外也聚集了反同志的人群。影帝西恩潘对他们公开直言：「请丢掉那些仇恨的牌子……这些游行只是展现了你不愿意让你的同胞也享有你自己所期望拥有的同样权利。」

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也许无法推动具体的政治诉求，造成法令制度的改变。但是可以不带面具自在地「身处在我群之中」却可以带给个人力量与鼓舞，在公共空间中集结的数量与能见度也能促发更多同志与社会的对话。更不用说，晶晶书库丶小熊村丶同志大游行等空间，已经成为象征台湾民主与同志人权的标竿，更是吸引亚洲同志每年前来台湾旅游的磁石。


（作者为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载：《联合报》2009/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