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夏日的午后总是那么的美丽。记得小学五丶六年级时，每天上学，我都会经过一个池塘，很多人会在池塘边钓鱼。一到夏日的午后，许多镇上的男孩子，就会脱得光光的到池塘里游泳和嬉戏，波光粼粼间，闪耀着他们健美的身体，那么的吸引我，每次都会让我驻步不前。对同性身体的欣赏构成了我最早的性意识启蒙，只是那时候，我还不清楚，什么是同性恋。

高中时，我也曾经特别喜欢和长得像朴树的班长呆在一起，但那仅仅只是紧张学习之余的小情调，在高考的压力面前，它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直到2004年，我上了大二，接触互联网多了之后，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同性恋」这三个字与自己相关。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我怎么能和「同性恋」划上等号呢?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农村家庭，从小接受的都是最传统的教育，我和身边所有的孩子一样，相信考大学丶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定律。我从小就是标准的好学生，一心埋头读书，成绩一直出类拔萃，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一直在「规定」的人生轨迹上走得很顺利。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法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规定」的人生轨迹前行时，我感到无比焦虑，改掉自己喜欢同性的「坏毛病」，回归「正常」的人生道路，一下子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我开始疯狂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各种与「同性恋」相关的信息。一方面，我在百度贴吧找到许多关于「治疗同性恋」的信息；同时，我也找到了爱白网，并在该网的「同志问答」栏目找到了许多和性倾向相关的问答。

于是，我一边在网上搜集各种和「性倾向治疗」相关的资料，一边给爱白网「同志问答」的主持人星星写信，询问他同性恋是不是一种病，可不可以治疗？星星给我的回答很明确：同性恋不是病，只是性倾向的一种，只不过是少数而已。星星的回信并没有打消我要改变自己性倾向的念头。于是，我趁大二国庆长假期间，根据网上的资料找到学校当地一家大医院的心理谘询科。

第一次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李的老医生，他是全国非常知名的心理学专家，我当时觉得特别幸运。我跟他说，我不喜欢女生，喜欢男生，可以治吗？他一点都没有感到奇怪，对我说：「你这个情况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常见，前两天，我还成功地帮助某大学的一对拉拉分开了。你能主动来找我，说明你的基础上是好的，自己主动想改变。治疗同性恋，最重要的自己要想改变，如果自己不想改变，别人再怎么帮你都没用。我会给你用一些药物来帮助你。」他给我开了两种药，一种叫「百忧解」，另一种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它的名字，并叫我自己尝试「厌恶疗法」。

回去之后，我开始按照李医生的要求，每天按时服药，并在自己的胳膊和腿上都缠上皮筋，每天晚上躲在被窝里，一想到男生就狠狠地用皮筋弹自己。同时，我也按照他的要求，买了张美女海报贴在自己的床头，「学着去欣赏女人的美丽」以作为正面的激励。但是，弹皮筋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并没有消除我对男性的欲望，短暂的压抑换来的却更加汹涌的爆发；美女海报也并未能引起我对女性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吃了那些药之后，我开始精神恍惚，上课时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下课时也总感觉飘飘忽忽。

但是，当时的我已横下了一条心，一定要改变自己。于是，我更加严格地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每隔两周左右，我都会去找李医生复诊，向他汇报自己的最新情况。每次，我都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又进步了，想男生的次数少了，想女生的次数多了。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可当时的我已进入了一种痴状，一心想获得李医生的肯定，不惜用说谎来欺骗自己。每次，李医生都会鼓励我，只要坚持努力，一定能成功改变。我也询问他关于药物的副作用问题，但他告诉我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一定要坚持吃。



两个月后，事情有了新的变化。有一次，我去找李医生时，正赶上他轮休，另一位姓黄的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与李医生不同的是，黄医生问我，如果我告诉你，性倾向可能真的是不能改变的，你会怎么样？你仔细想想，性倾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为何不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上，多参加社交，多认识朋友，多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做准备，不是更有意义吗？我说，如果改不了，我宁愿去死。他说，那你还是继续按照李医生说的做吧。

两位医生对待性倾向治疗的不同态度，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我再次给爱白网的星星写信，向他介绍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和细节。星星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性倾向的科学知识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中国从1949年之后，由于当时苏联的影响，认为心理学是「形而上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无聊的产物，是不科学的，所以有很多年根本没有心理学教育。而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由于历史原因，也很难接受到正规的心理学教育，更何况我国与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断层近三十年。早在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已将「同性恋」一词从诊断手册中删去；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的名单上剔除；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非病理化。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如果有心理学工作者谈「治疗」同性倾向，本人就会失去行医资格。按照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前述标准，根据中国有关医疗法规（《医师法》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位老教授的行为不仅是违背科学，也是违背职业道德的，更属于超范围行医（同性恋不是病，严格意义上，精神科医师的行医范围就不包括对同性恋进行治疗。此外，对于没有抑郁指征的患者给以抗抑郁药物，属于滥用药物，若造成精神和/或器质性损害，可定性为医疗事故，当负法律责任）。而年轻的医生，因为有更多机会了解世界上关于心理学的最新进展，所以对待性倾向治疗的态度与老医生截然不同也是很正常的。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药物或方法，可以将一个人的性倾向「逆转」，所有宣称可以用药物「治疗」同性恋的，其实都是在滥用没有任何「逆转同性恋」效果的抗抑郁药物。

在看了星星的回信之后，我专门上网去核实了他提到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的相关标准，一切果然如他所说。但是，我依然没有彻底放弃改变自己性倾向的念头，继续坚持按照李医生的要求做。有一次，我在接受黄医生复诊的时候问他，既然《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已经规定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为什么你们还要给我治呢？黄医生回答到，我之所以为你提供谘询，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性倾向不能接受，如果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从那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改变性倾向对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因为这件事情，把学习和生活全都耽误了，真的值得吗？

然而，最终使我彻底放弃治疗性倾向念头的还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已经让我完全无法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最严重的时候，我上课只知道老师在讲，但讲什么完全不知道。我整个人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了，过马路时，我都担心车子过来我避不避的开。我意识到，再这么下去，自己就真的毁了。



2005年春天，新学期开学，在尝试性倾向治疗半年以后，我主动停止了一切治疗手段，彻底放弃了改变性倾向的想法。幸运的是，由于我服药时间并不长，在停药之后，我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但从此以后，我保持着和星星的通信。有一次星星在电话中对我说，你真的应该来我们的聚会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律师，有医生，有作家，有企业家……你真的觉得性倾向有那么重要吗？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不久之后，正好碰上星星和爱白的几位志愿者来我所在的城市开会，他们特意约我见面。在此之前，我从未和身边任何同性恋者接触过，我甚至一度以为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在见到他们之后，我忽然发觉，原来同性恋者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完全无法从外表上看出他们是同性恋者。自那以后，我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如今，我已经非常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同志身份了，并且会主动地参与一些同志公益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年接受性倾向治疗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星星和李医生分别用新旧两种不同的心理学知识在影响着我。所幸，在亲身体验之后，我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我是在传统丶保守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毕竟接受了高等教育，具备了一定的寻找丶辨别信息的能力，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强迫，也没有因为服用药物而产生后遗症。然而，据我所知，还有很多同性恋者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丶缺乏信息丶受家人强迫丶受医院诱骗……等种种原因，在接受性倾向治疗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和心灵创伤，严重的甚至因此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各地治疗同性恋的医院以及广告层出不穷，性倾向治疗已经被很多医疗机构和个人当做牟取经济利益的手段。

作为一名曾经接受过性倾向治疗，并受到过伤害的同性恋者，我希望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所有的同志朋友：性倾向治疗是无效的，并且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同时，我也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正视性倾向治疗给人造成的伤害，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格遵循现有政策和法律，加强医疗规范执法，以杜绝精神医学在性倾向治疗方面的药物滥用，并最终禁止性倾向治疗在中国的兴风作浪。


本文原载：雅虎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