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7月7日至9日齐聚泰国首都曼谷的五百多位参与酷儿研究大会的人士当中，有学者、非官方组织的职工、热衷同志运动的人士、影艺工作者等，他们都各自参与过亚洲男女同志、双性恋者、易性人和酷儿（LGBTQ）文化的纪录观察和研究工作。

号称「首个国际性的亚洲酷儿研究集会」的这次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Queer Studies），在曼谷大使酒店连续三天举行，与会代表来自22个国家，包括泰国彩虹天空协会会长唐瓦尼（Viroj Tangvanich）、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创办人何春蕤教授、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国际男女同志协会（ILGA）联席秘书长斐莱末考德拉（Rosanna Flamer-Caldera）、知名性别理论家加州大学
圣地牙哥分校的茱蒂斯·哈柏斯坦教授（Judith Halberstam，《女性阳刚》作者）。

来自本区域的同运人士，有中国的江晖（爱白网网站）、香港同志联席会议的邵国华、智行基金会的杜聪、香港女同盟会的陈文慧、印尼Gaya Nusantara 组织的卫多摩和新加坡的Alex Au 和 Russell Heng（People Like Us 我等之辈）。

主办单位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人权研究及社会发展办公室和澳洲的亚洲太平洋酷儿网络（AsiaPacificQueer Network）原本估计50到100位代表出席，不过征文结束后，得以在七项议论主题中，收纳165份研究报告。

大会还同时举行另外一个以泰语为媒介的首个国内酷儿研究大会，吸引了不少来自国内外通晓泰语的学者们，以及来自全国各省份的社群组织、同运人士出席。

「酷儿」一辞，用以广泛地指同性相吸、跨性别及易性的行为、认同感和文化。

这个名词也同时指出了，对於同志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不止让我们深入了解所谓的「少数社群」而已，也揭露了这个受异性恋者主导的世界的一些重要特性。
研究大会的主办人之一，澳洲国立大学的彼得杰逊副教授说，「这个大会的意义是在於声援争取同志人权的国际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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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大会揭幕的演说中，彼得杰逊副教授指出，虽然亚洲的酷儿社群在为本区域迈向先进国家的努力中，站在先锋的位置，但在每一个亚洲国家内，他们都还是二等公民。

「有些亚洲国家一方面以努力争取到政治上的独立而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延续了19世纪殖民地时代禁止同性恋的法律。这些所谓独立的亚洲政府，在法律和道德上，还是臣服于当年由那个早已进入历史长眠的大英帝国所引进的具歧视性的观念和作风。」

彼得杰逊副教授针对的，是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依旧可以把进行同性性行为者判以终身监禁的国家。

曾经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教育大奖的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曼塔奔教授（Vithit Muntarbhorn）也有同感。

他在演说中，引用爱尔兰著名文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95年因为「伤风化」行为，而受困为阶下囚的里丁监狱（Reading Gaol），遗憾地表示，「时至今日，里丁监狱还存在我们身边，而且也还有无数的奥斯卡。」

主办单位强调大会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支持和维护那些关于亚洲LGBTQ社群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在学术上的合法地位。

彼得杰逊副教授指出，「很多亚洲大学都还是极度保守的学府。尽管很多年轻的学术人员有意研究本区域的酷儿社群，但他们常常受到敌视同志的教授的阻碍，拒绝批准相关这些课题的研究。」

通晓泰文的彼得杰逊副教授在亚洲同志研究学者当中备受崇敬，著有数本关于泰国同志文化的著作。

他也注意到，那些深研同志和易性文化的学者，往往也会遭受同志们所经受的恐同歧视。

「在西方的大学里，学生可以选修同志历史课目。我还未听闻亚洲的大学有此类课程。我们希望向这里极度保守的学术界宣示，同志和易性文化方面的研究，是在国际上非常重要和显著的研究和探讨的领域。」

这次大会的赞助机构，包括 Fridae、东南亚性别性向和卫生联盟、纽约城市大学同志研究中心、加拿大驻曼谷大使馆、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



「酷儿」代表甚么？

澳洲国立大学的彼得杰逊副教授做了如是解释：

「酷儿」（Queer）一词原本是个异性恋者用来侮辱男女同志的粗俗语汇。不过1990年代一批研究同志的学术界人士依然把这个别人初期以来用来指认同志的名词的主导权夺回来。

这一代人把「酷儿」重新定义为自豪的标志，而非侮蔑的用辞。

今天「酷儿」这个词汇有两个用途。「酷儿」理论界认为研究同志历史和文化并不能让我们了解这些所谓的「少数族群」，反而透露这个我们被迫存活的由异性恋者主导的世界的重要特徵。

「酷儿」已经逐渐被用来泛指所有的同性恋男女、易性者、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

「酷儿」指的是被规范化的狭隘的异性恋定义以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