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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志，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

第一部创作在1996年诞生，纪录同志作家许佑生和其爱人的婚礼《不只是喜宴》。

1998年再以《美丽少年》拍摄三位深以其同志身分与女生化特质为傲的青春少年，在各地影展大放异彩，与2003年《幸福备忘录》（纪录两对在台湾公开结婚的男女同志）和最新作品《无偶之家，往事之城》，完成同志三部曲。

《无偶之家，往事之城》的人物，是一些在三温暖中相识而成为挚友的中年男同志，刻画了主流影视中罕见的心灵历程，从欢愉相识到丧偶的悲伤，跨越生死，在冷静观察中令人动容。

本片是今年台北电影节全球华人影像精选的观摩影片，并于6月30日在公共电视纪录观点首播。

以下是《野葡萄》文学志和陈俊志的专访：

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期愿自己是个温厚的storyteller，犹如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者，严守本分地隐身其中，只求终能进入「one of us」的境界。

也因此，新片《无偶之家，往事之城》一幕极尽自然、平淡无奇的同志晚餐，就足以令他惊叫连连，直呼这一幕简直就是同志版的《海上花》。而这，可是他花了五年时间换来的。

野葡萄：你表示自己在高中时代就已确定了同志性向，对照当时的舆论环境，白先勇的《孽子》应该当时是具代表性的同志书写，能否先谈谈这本书对你年少的同志生活有何影响？

我就是因为崇拜白先勇、崇拜现代文学，所以才去念台大外文系的呀！进去之后才发现，那个环境的宽容根本只出现在书写里，而且绝不包括性别上的宽容。

我就著么眼睁睁看着多少教授在现代主义光鲜亮丽的外衣下，借用文学的隐喻、张狂地在异性恋社会的保护下，色眯眯地、极其不友善地塑造对同志的敌意环境。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对同志议题一直保有强大的爆发力，我想就是在那时候累积下来的。

那个阶段的我，完全无法从阅读上得到满足，包括之后再读《孽子》，也是充满质疑，对于那种晦暗、充满罪恶感的笔触，开始显得不耐，尤其白先勇对gay sex的压抑，更叫我无法认同（我的性经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直到看到了曹瑞原导的电视剧，他把李青和龙子在小旅社的那一段，毫不扭捏地拍出来，也许稍稍颠覆了原著，但看起来的确舒服多了。曹导演把那一幕处理得很棒。

野葡萄：相对于《孽子》的压抑，你所拍摄的同志纪录片似乎又相对强调同志生活欢愉的一面？

我是拿著摄影机和真实人生交涉的创作者，从来都不觉得我的电影有刻意强调同志美好的一面，因为我所看到的同志生活就是如此。

很多人都说，看我的电影总是笑中带泪，往往在泪水就要落下的时候，又让人破涕为笑。这可能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关。

身为同志运动的一员，回顾往事，我不得不为自己整理出一套人生哲学：我不愿意见到人生沉到一个无法挽回的悲伤里，而宁可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抽象思考，与感情拔河，并从中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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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葡萄：在最新作品《无偶之家，往事之城》中，你纪录了一位死于爱滋病的男同志。过程中，你也透露对于是否公开这位男同志死因的矛盾心情，是因为不想让人在爱滋与同志议题上作过多联想吗？

爱滋从96年之后，就已被医学界断定是「非致命性疾病」，就像影片里谈到的，我始终认为种生（该名男同志）并不是死于爱滋，而是因为他所开设的AG健身房被警察临检之后，因为负债，让他的生活变得很落魄、吃花生米度日……

至于公不公开他的爱滋病，纯粹只是出于身为一个纪录者该有的敦厚，我必须考虑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就像《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头所讲的，我不能为了满足观者消费的快感，而忽略了旁观他人之痛苦是多么dirty的行为。

野葡萄：《无偶之家，往事之城》探讨了同志对于家、对于拥有配偶的渴望，你个人对这两者的概念又是如何？

小时后父母因为躲债远走美国，我一下子从一个富裕奢华的家庭，变成了贫苦阶层的小孩。就算不是同志，我的原生家庭所遭受的变动和瓦解，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很多人的经验，这种巨大的变貌包含了国界、地域和社会阶级。

也许因为这份亏欠感，十年前我到纽约学电影时，我妈跟我说，李安导演成名之前，他的妻子「养了」他们一家人六、七年，因为我不会有配偶，所以她会负责替代妻子的角色，供养我学电影。

同志身份等于是直接挑战华人文化里很稳固的家庭观念，包括大家对传宗接代的迷思以及对同志的不认同。之前有五年时间，我和一群同志运动者组成了非血缘家庭，我们非常努力地实践「同志认同」的生命信念，所找的室友都必须是gay，晶晶书店的阿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像一般的兄弟姊妹一样生活著。

对于配偶，虽然我不止一次公开声明反对一夫一妻这种不人性的制度，但其实我在三十岁之前也是非常严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是双性恋社会的遗毒）。随著年岁渐长，才发现这种忠贞的一对一的迷思，终究是徒然，不管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没有人可能一辈子和另一个人相爱厮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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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葡萄：你将《无偶之家，往事之城》和之前的两部同志纪录片：《美丽少年》、《幸福备忘录》合称为同志三部曲之作，是代表你个人在同志议题创作上阶段性的完成吗？

我觉得这三部影片已经拍出台湾同志很丰富的生活面向，包含了不同世代、不同主题，就像托尔金的《魔界三部曲》，我想我已经完成了一个自我完筑的寓言世界。

以后不管是否再拍同志，我的作品，都还是会保有我酷儿式的幽默以及同志人生观的前进性。

拍摄《无偶之家，往事之城》时，我遇到了结构上的大问题，如何将众多互不认识的人物交会在一块儿，还有对逝者的追忆、生者的未来…等等复杂的时空关系……最后我把自己定位在「长篇故事魔幻结构中的说书人」，像影片中蒋姨那个角色。我现在非常着迷于这种层层堆叠的叙事手法，它有点像是我刚练成的新手艺，非得要把它耍得很顺手，老娘才甘愿！

野葡萄：台湾同志运动从80年代发展至今，台湾社会对于同志的认识（或认同），还有著多大的落差？

我只能说，台湾同志运动者每抛出一个议题，开创社会对同志议题的讨论空间，都是经过非常多无名英雄的努力、甚至牺牲而得来的。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边缘地在战斗著，并且未得到国家机器资源的合理分配。例如法务部在在2001年提出一项国家人权保障草案，希望推动让同性恋者可以依法收养子女组成家庭，可是到现在，这个法案还是遥遥无期。

当年我拍《玫瑰的战争》，记录了四位曾遭受不同型态性骚扰的女性，其中一位个案在获得平反的法庭上说了这么一句：「迟来的正义，绝对不是正义。」我在剪接台上剪辑这一幕时，哭得无法自己，因为我深深感受到她所说的那种不公平、永远无法抚平的痛……



本文原载《野葡萄》文学志2005年8月号第24期，由《野葡萄》文学志特准转载，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