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儘管波士頓已是號稱全美最自由主義的城市之一了，那無處不在的血淋淋直接扎進肉裡的種族歧視氛圍，即使在同志圈這所謂次文化族群裡，仍然明顯得叫我對交往白人朋友，心存顧忌。

一九九九也就是我決定離開哈佛的一年，我遇見了阿尼。

完全忘了是怎么樣的一個模式。只記得當時大波士頓地區有一份免費的同志報紙叫《海灣眺望》（Bay Window），厚厚的幾十大頁，一星期出刊一次，在車站、書局或報攤上隨手可得。

可怪的是，在網路已經如此發達的那時候，《海灣眺望》裡仍有厚厚的四張十六頁是徵友欄。欄頁細分成男、女同志，又將亞洲（裔）、拉丁美洲（裔）同志獨立分出，更體貼的還有為愛滋帶原者設計的專門徵友欄位，完全都是免付費的。

而我最愛閱讀的卻是一欄叫「熱愛一瞬」（Hot Flash），是專為在剎那間被「電」到的絕望同志而設的。

「五月二日下午四時在往MIT（麻省理工學院）的紅線地下鐵上，你著深呢大衣，我棕發碧眼。我們曾對望了幾秒，你便下車了。我們還有可能再見面嗎？大衛。」或是「上星期四瓊·漢考克大樓一樓大廳電梯，我們擦身而過。我身高碩約六尺，蓄須，你微笑向我說了聲嗨，記得嗎。安杜魯」

每則限短短廿個字，那在茫茫人海裡大海撈針的絕望熱情（或說妄想更為貼切），只為著那幾乎不可能的重逢，一則一則讀下來，只深覺得造化真會弄人，又好笑又鼻酸。

而我和阿尼是否經由「海灣眺望」裡的徵友欄而認識的呢？如今回想起來，最有可能。

第一次見面我記得就在我居住的布魯克林地下鐵站。他手上拿了一份報紙，隆冬的夜晚他只穿著短夾克，灰白的短髮，身量不高，瘦削的長臉佈滿皺紋，看上去約已六十許 了，惟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對鹿般清澈的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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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 是為了省錢的緣故，他並沒有請我在車站附近的咖啡座坐下聊聊，反而提議前往車站邊的亞買加湖（Jamaica Pond）走走。於是我們倆縮著脖子在湖邊的座椅上聊至深夜，對阿尼的第一印象總結是：一個瘦到令人懷疑他得愛滋病的六旬（甚或七旬）老頭，自稱是MIT退休的教授，目前獨居在波士頓市郊，惟一的收入來源是販賣自製的格言卡片。

果然，第二次再見面他帶來了厚厚一疊他自製自售的卡片，簡簡單單的十六開單色對折紙卡，正中央印著一句不知引自何方的格言金句，濃墨的字體典雅莊重，整體而言素雅大方，深得我心。

我挑出其中幾張讀了一讀，只覺單字連篇，似乎不像是現代英文，問了阿尼，他也耐心為我解釋了一些，只是我雖自栩英文不錯，但語言的隔閡仍在，他解釋來解釋去，我只有更加糊塗，便放棄了。

之後，我和阿尼便經常互通伊媚兒，偶而也會收到他用細字黑筆寫在自製卡片上的信。果然，我必須邊查字典才能讀懂。

而且他似乎對東方文化仰慕得不得了，多次提及孔子及老子，並引用了「君子不以人廢言」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令我除了一解平日仰白人鼻息之悶氣，更對阿尼另眼相看。真不愧是MIT的教授，我邊讀信心裡不禁一邊這么想。

「為什麼不帶我去MIT校園走走逛逛？」有次我不禁如此請求。在哈佛兩年多每日乘地下鐵經過MIT校園，看著學生來來去去，但似乎總不得要領。這位MIT的退休教授少說也在校園裡待過幾十年了吧？總該可以給我一個深度的校園導遊罷。我想。

於是某個週末我們同游了MIT，他果然是熟門熱路，對其中建築物及各個景點的歷史典故、人物年代如數家珍。但一路上人來人往，沒有人和他打過招呼，是比較奇怪之處。而他並沒有如我所預期的，帶我去參觀他以前的辦公室或實驗室等等的，更令人起疑。

「你騙我，你根本不是什麼MIT的退休教授……」我曾不只一次當面想拆穿他，他總是笑嘻嘻地不以為意，說：「不相信沒關係，我有人証。」我半信半疑。

後來他果然拉了我去見他所謂的「証人」，竟然是一個在昆西市場（Quincy Market）賣龍蝦麪包的日本、巴西混血男孩。阿尼一臉嚴肅地問他：「我是不是MIT的教授？」那男孩彷彿搞不太清楚狀況，只管一臉傻氣地呆笑點頭：「他是。他是。」教人分不清他究竟是開玩笑還是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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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求証給我一種不太愉快的被愚弄的感覺，之後我便也不再向阿尼提這話題。但隨著和阿尼的相識漸深，逐漸知道阿尼原是一個好心腸、純真而熱誠的人，我們漸漸成為好朋友，至於他是否真的是MIT教授，就變得不再重要了。而他的純真熱情，有時還真的叫我這受夠了尖酸勢利的波士頓人的亞洲學生，深深感動不已。

譬如他會瘋瘋癲癲地在星期天一大清早打電話，邀請你和他一起去卡布利廣場（Copley Square）上的著名教堂聽巴哈的頌詩演唱。（後來我發覺阿尼個性中有一種偏執，容易被某種特定事物或念頭纏繞。譬如他喜歡亞洲男孩、巴哈和管風琴至深深迷戀的地步，就是一例。）

「我又不是教徒，這樣好嗎？」我在電話中遲疑。

「沒關係，我也不是。我們只是去聽巴哈。」

阿尼終於把我帶去，煞有介事地在教堂門口排隊領了節目表（上附有歌詞內容，容易聽懂），坐下後他發現在牧師冗長的証道中我的坐立不安，便又體貼地把我帶出教堂，說：「等他們開始唱巴哈了，我們再進去。」

之後他果然每隔五分鐘便沖進去教堂觀望一陣，又旁若無人大刺刺走出來說：「就快要開始唱了，牧師的証道就要結束了。」

那一次我坐在晨光莊嚴的教堂前座（是阿尼在背後一直教唆我往前坐），聆聽著彷彿傳自天堂的優美男高音，誦唱著巴哈心中對神的尊崇與向往，對人世的苦惱與不舍，悠揚的回音在教堂高聳的廊柱之間回湯不絕──我必須承認這是我首次被巴哈的音樂如此深深撼動，也深覺在哈佛的三年，總算第一次真正溶入了當地的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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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和阿尼幾乎要成為形影不離的伙伴。直到有一次我和幾位旅居波士頓的台灣友人聚餐 ，把阿尼也找了來。記得那是一家頗為時髦的「東西合璧」式西式餐 廳，席間我不覺有何異樣，除了在吃生魚片時，阿尼大叫這是他的第一次。誰知餐 後這幾位台灣朋友面色沈重地問我：「你從哪裡認識了這個家伙？」眼中絲亳不掩鄙夷的意思。

「你們是說阿尼？他還好罷？人家還是MIT的教授呢！」我半開玩笑半心虛地說。但也頗覺事態嚴重，因為在美國，通常你的朋友是什麼，就代表你是什麼。之後我把阿尼寫給我的伊媚兒轉給他們看，其中一位每天閱讀《紐約時報》的台灣朋友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他絕對不是MIT的教授。

他語重心長地說：美國文化裡培養出來的怪人（freak）很多。「阿尼的英文看似不錯，但仔細看可以看得出來是自修的，就是那種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自已在圖書館翻書自學多年的那種……」──這時，我突然想起阿尼印製販售的卡片，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楚的格言金句，會不會也同樣來自於圖書館的「自修苦讀」？

「這種怪人有時候會騷擾你，半夜打怪電話或一天一封信什麼的，你一個人獨自在美國，對這種人要更加小心。」朋友這樣警告我。

「我自己就曾經被這種人騷擾過！」最後他又鄭重追加了一句。

三十好幾快四十的人還這樣被當小孩子警告，面子似乎有點掛不住，「阿尼會是這種怪胎嗎？」我陷入懷疑的痛苦──懷疑有一對鹿般純真大眼的、對巴哈瘋狂的阿尼，但更多的是懷疑自己，自己的判斷力。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