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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利兹（Leeds）一群被誉为革命派女性主义者（revolutionary feminists）的女同志，做出了一个令我和其他许多女性都深感共鸣的举动。她们号召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拥抱女同性恋生活。她们鼓励异性恋的姐妹把男人「从床上和脑袋里」赶走。这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1981年的小册子《爱上敌人？》（Love Your Enemy?）出版之时达到高潮。这是一场异性恋女性主义和政治上的女同性恋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此，革命派女性主义者写道：「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女同性恋者。我们对政治上的女同性恋者的定义是：一个不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自我认同是女性的人。它并不要求一定要和女人有性关系。」

一石激起千层浪。《爱上敌人？》所激起的反响不但强烈，而且有不少是负面的。尽管得到了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赞同，很多人因为被指为「反动的」而大为光火。这一主张也削弱了女性通过「睡男人」而获得解放的努力。《爱上敌人？》的主要作者希拉·杰弗里（Sheila Jeffreys）说，这本小册子遭遇的反对「甚至在女同志当中也相当惊人，一些人对这本书的写作团队心怀怨恨，因为这本书把她们暴露在了愤怒的异性恋女性主义者的敌视之下。」

这本小书的争议性是意料之中的。「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除了放弃异性恋的生活以外别无选择。」这本小书写道，「只有在男性霸权的压迫体制中，压迫者才会侵入并且殖民被压迫者的身体。」它还宣称，插入「不仅是一种像征，其功能和效果是惩罚和控制女性」。

蒂娜·考克特（Tina Crockett）是聚集在约克郡宽谷（Yorkshire Dales）的一间度假小屋中写作《爱上敌人？》的团队中的一员。她表示，该书不仅因为宣称女同性恋可以是一种选择而引起了争议，它对于男人就是敌人的暗示同样导致了激烈的争论。「我们挑衅地向一些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发问， 为什么她们和这个或者那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们回答说，我的男人还不错。她们拒绝正视这个事实：一些男人的确憎恶女性。」

艾利森·加斯维特（Alison Garthwaite）是该书的另一位作者，她坚持这本书原来的主张。「性不是由与生俱来的基因决定的，」她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并且同时受制于你的环境和你的选择。」虽如此，加斯维特仍然重视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在女性主义中的地位，她们的角色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许最初的版本暗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毫无助益，所以大可弃之无憾，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考克特和加斯维特都明白这本小书为何惹得众怒。「这本书的观点是对不得罪人的女性主义惯例的颠覆，」考克特说，「这种惯例纵容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偏爱男性而非女性却不因此而受到批评。」

这本小书的出版是英国妇女运动中首次将性视为一种选择并且公开讨论。许多女性主义者仅仅把性作为一种个人欲望，女同性恋可以成为一种政治选择的想法对于她们来说是「冷血的」。「她们相信一个人不能选择性倾向或性感觉，而只能被它们征服。」杰弗里说，「一个人可以接受自己的性倾向或者为之挣扎，但却无法制造它。」

女性主义作家碧·坎贝尔（Bea Campbell）是《爱上敌人？》的众多批判者之一，她认为，比起让女性对男人完全绝望，检视异性恋关系中男人的所作所为才更为重要。「政治上的女同性恋的提法简直疯狂，」她说，「它抹除了欲望。它建立的基础是对男性的恐惧而非对女性的爱。」另一位女性主义评论家丶学院派的林恩·西格（Lynne Segal）也支持异性恋关系。「对我来说，七十年代早期进入女性主义阵营的「政治上的女同性恋主义」只是一小撮先锋女性的姿态，」她认为，「她们的姿态是可悲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是敌人。」她还补充说，媒体利用《爱上敌人？》来贬低整个女性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们的恶感，无论当时，还是从那以后。」

尽管不乏对其观点嗤之以鼻者，还是有不少女性对这本小书字字入心。这本书使用流光溢彩的语言来描述女同志生活，而在七十年代，出柜的女同志遭受着相当的歧视和排挤（就在昨天，《太阳报》还在关于冰岛过渡时期总理的一则头条新闻里使用了轻蔑语lesbo）。一些女性抛弃了男友或丈夫，因为她们深信：「做一个异性恋女性主义者无异于在纳粹占领区的一个白天毁桥丶夜里修桥的抵抗分子。」

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则觉得这本小书直接道出了我们业已存在的感受。政治上的女同性恋主义的反驳者认为，「真正的」女同性恋者仅仅是受到了对女性的欲望的驱使，而不是做出选择，拒绝男性和异性恋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女同志身份是和我的政治观点丶和我反对性暴力的斗争从本质上紧密相连的。

当我在达灵顿（Darlington）一座经济互助委员会提供的住房里长大时，我所面临的期待是嫁人丶成家丶生小孩。诚实地讲，这种想法让我毛骨悚然。我的周围有许多男人──我父亲丶两个兄弟──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睹了家庭暴力丶儿童虐待以及各式各样的不幸，它们像一股怪戾的能量从周围邻居的房子里放射出来。我也受够了各种各样的苦差事。当男人们在外面豪饮丶垂钓或者享受其他消遣的时候，女人们被困在家里，为他们煮饭丶洗衣丶看孩子。对于女人来说，投身异性恋关系无异于被宣判徒刑。

15岁，在有过一个不当真的男友之后，我宣布自己是一个女同志。三年之后，我前往利兹寻找那些我曾经听说的令人生惧的女性主义者，我加入了一个反对色情文学的团体，并最终结识了革命派女性主义者。她们邀请我参加关于异性恋关系的讨论，她们对于这种主流性别文化的批判让我觉得很有道理──毕竟，我童年所知的女性当中，无人因为异性恋关系而受益。她们告诉我，女同志生活是可以做出的一种选择，而非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境况。当时的说法是，「所有女性都可以成为女同志」。我选择了自己的性，这让我感觉很好，我不是像很多别的女性那样，为之感到羞耻或者悔过，我为之自豪，觉得它是一种优势。

许多在七八十年代拥抱了政治上的女同性恋主义的人至今仍对之深信不移。例如对杰弗里而言，《爱上敌人？》中的论述现在和三十年前一样中肯。「我们选择成为女同志，因为爱女性并且为之斗争是我们生活的核心，而且对我来说，永远如此。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全都奉献给妇女解放，然后回家，服侍男人，这是完全说不通的。」考克特也表示，她仍然坚持这本小书中的观点，但同时也希望它不曾仅仅注意到异性恋关系的阴暗面。「我们当年应该这么说：来吧，海水很宜人呢！因为实际上，作个女同志真是很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政治上的女同性恋在本质上一直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支持了性是一种选择的观点，我们不因为我们的基因而背负一种特定的命运。同时，我认为成天和男性暴力相抗争是一种困苦，和一个晚上才出现的陌生人同床共枕是一种不幸。因此，能够和女同胞们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和她们建立一种强大而富有激情的维系，但却拒绝和她们有私密关系，而只把这种待遇留给男人，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这种做法是我所无法理解的。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女性主义者们重启关于异性恋关系的讨论，并且重拾对政治上的女同性恋主义的关注。在我们所身处的文化中，强奸仍然是一个日常的现实，而女性居然为此遭受谴责，因为在异性恋文化中强奸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家庭暴力对于不计其数的和男人处在关系中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慢性病。女性被告知要热爱她们的压迫者，而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使命正是终结这种属于男人的先天特权。来吧，姐妹们，你知道这是正当的。不要再假装你认为女同志们属于一个少数派俱乐部，加入这个群体吧，你不会后悔的。


本文原载：《卫报》；译文来源：同语；中文翻译：廖爱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