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奧拉烏‧索里托的新作《男孩》（Boy）是第22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上預定全球首映，卻最終不得不取消公映的兩部影片之一，新加坡電檢局給出的理由是《男孩》的劇情將同性戀正常化並含有過於冗長和直白的同性戀情節。同樣遭到取消首映的另一部影片是以色列導演Natalie Assouline執導的《Shahida》，該片是因為宗教因素而被當地官方禁映。

此外，今年的第22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還有另外四部影片退出本次參展和參賽，原因是無法通過新加坡媒體發展局電檢處的審查尺度，而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只放映一刀不剪的電影，因此共有六部電影退出參展，包括《An Extraordinary Study of Human Degradation》（瑞典，分級：R21，經刪剪過長的性愛場面）、《少女游戲》（Female Games）（新加坡，分級：R21，經刪減露骨及過長的女同性戀性愛場面）、《憂鬱》（Melancholia）（菲律賓，分級：R21，經刪減露骨及過長的女同性戀性愛場面）、《盲豬要飛》（Blind Pig Who Wants to Fly）（印尼，分級：M18，經刪減過長的男同性戀性愛場面）。絕大多數影片是因為同性戀性愛畫面而遭禁映或刪減。

在遭新加坡電檢處禁映後，《男孩》導演奧拉烏‧索里托決定不參賽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的銀幕大獎。而《盲豬要飛》雖不能放映，但選擇繼續參賽，電影節將安排閉門放映給銀幕大獎的評審團。

《男孩》將移師於4月23日至30日的都靈同志電影節上舉行全球首映，隨後將在全州國際影展舉行亞洲首映，而北美首映則選在多倫多的ImagineNATIVE電影及媒體藝術節。另外，該片將在6月於菲律賓上映。

Fridae專訪了這位在2006年以同志題材的影片《花漾少年》（The Blossoming of Maximo Oliveros）蜚聲國際影壇，獲得諸多最佳影片大獎的菲律賓導演，談及了他對此次新作無緣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的感受，以及多部帶有自傳性質電影的創作緣起。

Fridae：是否可以談論一下《男孩》被電檢處歸咎的幾個場景？

《男孩》是我向菲律賓經典的色情電影致敬作品，特別是Lino Brocka在1998年的作品《猛男舞者》（Macho Dancer），我不想掩飾自己對這部影片的喜愛，這部電影描繪的是一群菲律賓常見的男舞者，以表演露骨和挑逗觀眾的舞蹈為職，電影以極其寫實的手法講述了他們的辛酸血淚 ，但是在藝術層面上也是相當具有美感的。其實每一代的菲律賓電影人都會有一部猛男舞者電影，這簡直成了傳統。所以《男孩》是我對這個片種致敬的作品。

在這部電影中，一個少年在與猛男舞者墜入愛河之後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戀傾向，而他更辛勤的販賣自己的漫畫書只求得與猛男舞者一夜之歡，當然劇情的高潮就是少年心願的大成。

根據新加坡電檢處的說法，是這部影片的激情戲的部分不過關。其實那個情節雖然煽情，但卻是相當輕緩的。我在馬尼拉和阿姆斯特丹舉辦過一些試片，影評人都覺得這個情節很唯美，所以得知在新加坡當地遭禁，我是非常驚訝也非常不能理解的。

Fridae：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說新加坡電檢處認為您的電影將同性戀正常化呈現，電檢處主席詹德然（Vijay Chandran）也認為該片中的激情戲部分太過冗長並超出電檢處關於同性戲份的有關規定，您對此有何看法？

最初我對《男孩》入選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競賽片感到非常榮幸，但最終遭到禁映的確是一個相當令人失望的結果。

指責我的電影將同性戀正常化的塑造完全反映了一種恐同心理。而滑稽的是，一方面新加坡電檢處認為《阿拉的新娘》鼓吹仇恨主義和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卻批示《男孩》因為刻劃同性之愛而必須遭禁，這本身就自相矛盾，很難以想像的是在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文化層面卻存在著如此的虛偽和道貌岸然。

Fridae：《男孩》是否還會繼續在本屆電影節上競逐亞洲銀幕大獎？

不會，我已經完全退出競賽。儘管評審建議我繼續參加競賽並且舉行閉幕放映，但是我不同意，因為我的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而不是僅僅給那幾位評審。

Fridae：包括《男孩》在內，您的電影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禁映，或者被評為Ｘ級，比如您的第二部電影《割之女》（Tuli），據說《割之女》的刪減完全未經過您的同意，作為電影創作者，您怎麼看待電影檢察？

作為電影人，我當然希望我的電影能在觀眾面前展露最完整和原始的面貌；作為藝術家，我希望能在藝術作品中盡情實踐自己的創作自由。

Fridae：《男孩》靈感來源是甚麼？您又希望通過《男孩》傳達甚麼訊息？

我一直想執導一部情色電影！我自幼生長在馬尼拉，看過很多美麗而精緻的情色電影，那些電影幫助我認識了自己、接受了自己的性傾向。

但是我想拍攝的是一部更加個人化的電影，我呈現的《男孩》基本上是一部富家男孩結識貧窮男孩的電影，而且拍攝手法相當紀錄片風格，舞男、變裝藝人、詩人我都啟用了非專業演員，只有家長的部分，我選用的是職業演員。

《男孩》的劇本也是極其隨性的，我在一邊對舞男進行研究、一邊撰寫劇本。在舞男的情色包裝之後，我想探究的是1986年之後菲律賓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尤其是貧富分化，我想通過一個情色故事來討論這樣一個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在菲律賓，富人和窮人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即使是愛情也難以跨越這道鴻溝。

在《男孩》中扮演自己的舞男Aries Pena，告訴我說：「我的同事們聽我排練自己的台詞時，希望我轉告導演：我們終於要在這部電影中被真實而正面的塑造一次！」

Fridae：除了《男孩》，包括您的第一部作品《花漾少年》在內，很多都在探究成長或者成年階段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您個人有甚麼意義？

我和我的電影一起成長，如果說我的前四部電影是我作為電影人的成長階段，那麼我希望我的下四部電影是我作為電影人的成熟階段。

Fridae：您怎樣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

跟《花漾少年》的情節類似，我在高中的軍訓時很喜歡自己的教官，當時我15歲，他常常在我表現優異時候給以鼓勵、而且我也是為數不多能在校園中跟他並肩散步的學生，但我還無法清楚定義我對教官的感情。

《男孩》又一次講述了我真實的個人經歷。17歲時，我第一次去了同志酒吧、第一次看舞男表演、第一次有心動的興奮感覺。我終於知道自己是同性戀者。

所以，像我之前說過的一樣，情色電影對一個人性傾向的發現是很重要的。因而，《男孩》帶有很大的自傳性質。

Fridae：您怎樣踏入電影行業？

我在大學時期主修劇場藝術，畢業之後我幾經嘗試之後，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那就是菲律賓的劇場表演帶有極大侷限性，並不能完整反映我們的現實生活，我需要一個不同的媒介。在馬尼拉時，我偶然一次參加了一個電影研討會，我從此便和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Fridae：您下一部作品計劃是甚麼？

我有幾個計劃在同時進行：一部探尋我童年經歷的夢幻式電影、一部講述在阿姆斯特丹的菲律賓移民的紀錄片、還有就是我回歸劇場的一部作品，我上次執導舞台劇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

Fridae：您對亞洲同志社群的期許 是甚麼？

一個自由、開放、有真實價值觀、不硬套西方標準、擁抱多元文化差異性、有人性、有熱情的族群。


電影《花漾少年》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