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九五年起，台大校园里的性别议题一直处在一种高热状态。先是台大女研社主办的Ａ片事件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女研社社长王庆宁也在随后的学生会会长选举中高票当选；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向禁忌挑战的活动，包括台大椰林扮装舞会丶同志艺术季等等。在这个过程中，ＢＢＳ上已是暗潮汹涌，反女性主义丶反同性恋与反女研社的言论不断扩散；因此年底的学代选举，就成为保守势力反扑的战场。

那次的学代选举并不算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有很多是同额竞选。在冷清的选情里，两位工学院的学代候选人黄博群与蔡政良散发了一份文宣，题为「让我们在阳光下作朋友——请同性恋朋友走出黑暗」，恶意宣称：在女研社推荐的学代参选人里，有六位是同性恋，现任会长王庆宁本身也是。文宣中指责学生会「施政偏颇」丶「内阁阁员男女同性恋者占了绝大多数」丶「施政主轴完全偏向同志议题」；在将六位所谓的「同志学代候选人」一一点名以后，这份文宣说：「他们又要使用欺骗选民的招数，不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丶「假使连即将身为校园公职的他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又如何叫台大同学去认同他们呢？」



这个恶意的举动震撼了台大校园，尤其令人怀疑的是，在黄博群与蔡政良所公布的「同志」名单里，没有一个是工学院的。他们两人都是同额竞选，当选不成问题，那为什么要去攻击一些与自己不同选区的候选人呢？

三天后，黄博群与蔡政良再散发一份文宣，题为「让我向你说声抱歉，爱人同志」，以巨幅反白公布「同志校园公职名录」，除了上次点过名的王庆宁与六位学代候选人之外，又再公布五位学生会干部的姓名系级，指称他们全都是同性恋。黄博群与蔡政良在文宣中抱怨受到电话骚扰，并表示：「对于同志校园公职而言，我们坚持公开透明的讨论空间是必要的」，「由于对同志议题的关注，在这场不会落选的选举中（同额竞选），我们谈出我们友善的期盼」，「我们是异性恋，我们站出来！」这份文宣不只在台大总区散发，还大量发到当时位在徐州路的台大法学院。

在这两份文宣的恶意攻讦下，首当其冲的是学生会会长王庆宁以及多位被点名的学生，他们分属女研社丶女同性恋研究社（Lambda）与男同性恋研究社（Gay Chat）三个社团。这样的「暴力点名」等于将他们骤然推落深渊，许多人不断被同学丶亲友逼问「到底是不是同性恋」，或者被根本不认识的人揶揄「不男不女」；甚至有一位当事人的伴侣也被波及，在父母不断的逼问与责怪下割腕自杀。在这种压力下，赶紧申辩自己「不是」大概是最省事的方法。然而换个角度看，在歧视当前的时候忙着撇清自己不是同性恋，不也等于是背弃同志丶临阵脱逃？基于对同志运动的深刻关注，这些被点名的学生在反击的文宣中，都选择不去刻意撇清，而直指「暴力点名」之举根本就是「阳光谋杀」。

相对的，黄博群与蔡政良的反应就刚好相反，当校园里出现一份黑函指称他们两人是一对同性恋的时候，他们就赶紧宣称「我们是异性恋」。至于黄丶蔡两人所属的社团「建国俱乐部」，则在选举前一天发出紧急文宣撇清与他们两人的关系，先说该社从未对同志议题发表意见，又说该社只有推荐一位法学院的学代候选人。但ＢＢＳ站上立刻有网友指出，黄丶蔡两人和建国俱乐部的成员每天抱着那些文宣进进出出，第二份文宣更由该社「大老」与黄丶蔡两人一同散发，怎么能在苗头不对的时候就推得一干二净？

十二月二十日，选举结果揭晓，六位被点名的候选人与两位始作俑者全数上榜，其中不少是同额竞选。暴力点名事件对于选举结果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暴力点名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胜选，而是为了给同志一点颜色瞧瞧，叫他们不要太「嚣张」。




借刀杀人计

我们来仔细的分析这两份文宣，就可以了解暴力点名的逻辑。这两份文宣的主题都是「同志现身」，但是黄博群与蔡政良谈「同志现身」」方式不是去看大环境里有哪些障碍丶哪些后续的惩罚，使得同志现身有困难；相反的，他们把现身问题完全归诸同志个人「不敢承认」丶「欺骗选民」。这根本不是为了「与同志运动对话」，而是为了替异性恋霸权脱罪。虽然他们也假意宣称自己是「友善」的丶很高兴看到同志能走出悲情丶关心同志议题等等，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他们在说谎：第一，他们说他们关心同志议题，但是学生会办同志艺术季丶放同性恋电影丶办椰林扮装舞会，他们不但不为之喝采，反而说这表示学生会「施政偏颇」。这哪是关心同志议题？第二，在选举结束后，他们出了一份谢票的文宣，文中指出：「当王庆宁在台大已经选上学生会长，同志运动在台大就已不是弱势」。这是什么话？那台湾社会已经有原住民选上立委，是否也表示原住民已经不再是弱势了？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的政治观，是十足的封建思想，显见黄博群与蔡政良对于同志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非常肤浅幼稚的阶段，那不是随便借用一点同志论述常用的修辞就可以掩饰的。

事实上，什么「对话」丶「友善的期盼」丶「对同志议题的关注」等等都是幌子，黄丶蔡两人的「暴力点名」，真正的目的是夺取同志的参政机会丶夺取同志的公共资源。异性恋霸权对于现身的同性恋者施加种种惩罚，然而黄丶蔡二人却坚持担任公职的同志必须现身，那同志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第一，立刻现身，你就可以参与公共资源的分配，但是你也得承担排山倒海而来的歧视，你的个人生活将失去隐私权，而成为众人好奇探听丶怀疑质问的话题。第二，如果你目前还负担不起现身的风险，那你就只好放弃参政与分享公共资源的权利，你怨不得别人，因为是你自己没有「勇气」现身。如果你既不现身又想来分这个公共资源的大饼，赫！看我把你从衣柜里拖出来斩首示众！

「暴力点名」是借刀杀人之计。在异性恋霸权下，歧视同性恋是大众的共识，所以他们只需要让大家知道ＸＸＸ是同性恋，就足以使那个人身陷歧视与压力之中；他们不但不必自己动手，甚至还可以运用一点修辞的小技巧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伪装成「校园理想改革份子」。

「台大暴力点名事件」并不是选举期间偶发的「花招」。这个举动与ＢＢＳ上的反同性恋声浪遥相呼应，也与九二年「潘美辰事件」里的偷窥式报道一脉相传；就是公开宣布某某人（通常是个他讨厌的人）是同性恋。因为安上了「同性恋」的身份以后，自然有各种暴力来惩罚他丶矫正他，要不是剥夺他的各种基本权益，就是逼他回归（异性恋的）「正轨」。

二〇一一年民进党总统提名党内初选如火如荼之际，前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忽发惊人之语，要现任主席蔡英文说明她的性倾向。施明德的理由与「台大暴力点名事件」有些神似，就是参政者因掌握了公共利益的分配权，所以私生活亦应受检视，否则会滋生弊端。不同的是，「台大暴力点名事件」隐含「同性恋会在公共政策上偏心同性恋」的意思，他们直接点名强迫出柜，针对的对象是大学在学学生；施明德并没有预设一个反同志的政策立场，没有直接点名，而且针对的是一个有志于角逐总统大位的反对党领导人。

此言一出，政坛不分蓝绿都指责施明德不应窥探他人隐私，妇女团体丶同志团体也迅速并强烈地提出批评。妇女团体论道，社会对于单身女性从政，往往不当地猜测她的私生活，这等「性拷问」已压缩了女性参政的空间。同志团体指出，不顾社会整体对同志的歧视丶而将出柜当作是同志的「义务」，是一种性别霸凌。这些声音各有见地，不过，这是否表示同性恋是一个应当锁在柜子里的身份，你别问丶我也别说？

这一波论述并未停步于此，性别人权协会进一步主张「我不想知道你的性倾向，但请告诉我你的性立场」，要求政治人物表明他对同志议题的政策意向如何。换言之，同性恋议题有其公共意涵，但不在于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样态，而在于能否适切回应同性恋选民成家立业丶不受歧视的人权呼求。

时隔多年，对同志议题的歧视与无知虽未完全绝迹，但于社会支持的广度与运动论述的深度，多有进展。施明德事件大约可以用庄佩璋的评论如此总结：「童言无忌，只是讨了一顿骂。」
 

本文原载：《姊妹戏墙》，时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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