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本文從台灣小說類型中的同志小說作品進行抒發，談台灣的同志小說地位、意義、研究現況等。】


根據一般認知，台灣同志小說大抵是在解嚴之後的九〇年代掘起，至今約有二十年的歷史。誠然，郭良蕙（在1978年出版描寫女同性戀者的長篇小說《兩種以外的》，後改名為《第三性》，比白先勇1983年出版的《孽子》還早），白先勇，林懷民，光泰等等作家早在解嚴之前就已經發表同性戀主題的小說，但他們的作品都是當時的特例，並沒有匯集成流。

同志小說跟解嚴的關係密切。解嚴之後，言論空間大増，多元的社會運動興起，異於慣舊的身份認同紛紛浮出水面，對於身體和情色的管制漸漸鬆綁。關心同性戀並且想讓同性戀被人看見的人士便找到許多發聲的新出口，而在小說之內呈現同志成為一種主要的發聲途徑。而解嚴不只意味政治社會的開放，也推動了資本主義的觸手：各種媒體覺得同志議題新鮮有趣值得炒作，出版業也看到商機而願意印行同志小說。

解嚴後文字媒體摩拳擦掌極欲擴張，報刊増頁得以刊登同志小說，報刊大手筆舉辦的主要文學獎也正好被數種同志小說獲得（凌煙的《失聲畫眉》，朱天文的《荒人手紀》，邱妙津的《鱷魚手紀》，杜修蘭的《逆女》等等）。但這個歷史時機並未能持久：電腦網路的流行威脅了國內外各大紙本報刊，同志小說與傳統媒體共生共榮的景況在二十一世紀已不復見。但許多寫作愛好者也順勢轉向網路，在部落格等等平台發表同志文學。有些寫手不在傳統媒體而在網路發表，但也享有可觀的讀者群，後來小說結集由集合出版社（專門出版女同志讀物），基本書坊（專門出版男同志讀物）等等出版。

同志小說種類繁多，但是「家」（不論是英文的home還是family）幾乎是每種同志小說的主要關鍵詞。《心鎖》作者就綿密描寫了女同志們自組家庭的情景。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孽子》，呈現了男同志被親生父親逐出家門，後來尋找「另類家庭」（由男同志組成），以求安身立命的過程。顧肇森收在《貓臉的歲月》的短篇小說〈張偉〉中，男同志受不了在台灣佯裝家族乖寶寶的假面生活，只好赴美，追求同志伴侶關係。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中，主人翁一方面看到男同志老友跟原生家庭疏離，另一方面看到親妹妹組成秩序井然異性戀家庭，自己也期望鞏固跟小男友的戀情。杜修蘭的《逆女》中，女主角受不了原生家庭的壓迫，就致力建立女同志的家（讓人聯想到郭良蕙的小說）。曾在1990年代盛大舉行同志婚禮的許佑生，在代表作《男婚男嫁》中，寫出台灣男同志在美國找到得意郎君。這份書單還可以再延伸包括陳雪，曹麗娟，徐嘉澤，徐譽誠等人的作品。有些同志小說看起來完全沒提到家，但事實上是逃避了或壓抑了對家的想望──也就是沒有真的逃開家的手掌心。

同志小說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身分認同」（identification）。許多讀者一邊閱讀同志小說一邊比對自己或親友的心路歷程，問「我也是同性戀嗎？」「我女兒愛女人嗎？」「我的生活，如果不跟異性結婚，會變成甚麼樣子？」等等問題。某些其他類別的文學作品也提供了類似的功能，促發讀者思索國族認同，階級認同，地域認同等等；但，對高中大學校園中的讀者群（正處於想要多認識自己和欲望，想要找伴的年紀）而言，同志小說探究的認同可能較為迫切，學生群讀者對同志小說的興趣也就特別濃厚：以同志小說為主題的學生文學獎等等活動在各種校園內常見。同志小說就像是人類學中的民族誌（ethnography）一樣，向讀者大眾介紹同性戀者的心路歷程與生活圈。

如同民族誌一般的同志小說，一方面可以幫助讀者按圖索驥檢視自己的身分認同，另一方面也像（未必可以信賴的）旅遊指南導覽讀者認識同志生活的「新大陸」。前一種就是同志小說的社教功能，通常廣為（對同志友善的）社會各界讚頌；但筆者認為我們不宜期待同志小說（或各種小說）充分具備教化的功能，畢竟這種對於教化的期待同時鉗制了小說和讀者的多元可能性。而後一種功能似乎滿足了社會各界的窺探慾，彷佛將小說中的同志化為馬戲團的表演者，而讀者樂於當觀看的消費者──這一種功能偶爾遭受批判，但筆者並無意全然否定這種功能的意義。畢竟小說──長篇小說在英文稱為「novel」，有「新奇」的涵意──向來就在向讀者販賣獵奇的享受。

不過筆者並不是要強調「小說本來就滿足窺探慾」這一點，而是要指出讀者窺探同志小說的動作就是「跨界認同」與「移情」的開始：非同志看了同志小說之後，不受自己原本身分的限制，卻可認同同志（這點跟日本ＢＬ漫畫現象類似），此為跨界認同；或讀了心有戚戚焉，便將書中情感投射到自己身上，或將自己的情感投射書中，此為移情。

跨界認同和移情作用可以部分解釋為甚麼同志小說受到不少同志族群之外讀者的注意力。最有名的個案應是邱妙津和她的女同志主題小說。許多並不具有女同志身分的男女資深作家都曾紛紛撰文表達他們閱讀邱妙津作品的感動；駱以軍的長篇小說《遣悲懷》更企圖跟早夭的邱對話。另外，舞鶴以跨界寫作著稱：他身為漢人卻寫原住民小說，他身為男性卻也寫了女同志小說《酷兒與阿妖》。

時至今日，以白先勇，朱天文，邱妙津，陳雪等人小說當作研究課題的各式論文（含學生的學位論文）已經難以勝數。這種關心同志小說的景況固然可喜，但同志文學的研究──若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算──已有飽和的趨勢。針對單一作家或作品進行研究的論文已經早就失去兢爭力，而某些題目也廣受青睞而很難再有發展空間（尤如：朱天文小說的美學，陳雪小說中的家庭，邱妙津小說中的女同志認同）。同志文學的研究者勢必要想像更新更多元的研究課題，才能夠突破既有的研究水平。

筆者試舉幾種同志小說研究可以發展的新方向：一，同志小說與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關係；二，同志小說與殖民性和後殖民的關係；三，同志小說與全球化和跨國性的關係；四，同志小說與另類身體（如，身心障礙者的身體）的關係；五，台灣同志小說與其他東亞同志藝文的比較（如日本小說，韓國電影，東南亞各國的同志小說電影）。其中，第五點──與東亞各國跨國對話──是筆者尤其力薦的。

台灣的同志出版品已有外文譯介。如：《孽子》已有英文版，日文版，義大利文版等等；《荒人手記》已有英文版；《鱷魚手記》已有日文版；紀大偉的《膜》已有日文版。其他譯本也會陸續出現，指日可待。

另，同志的文化呈現，絕對不只限於小說文類中。白先勇和王盛弘的散文，陳克華和鯨向海的詩，陳俊志和周美玲的小眾電影等等，也都是認識台灣同志文化不可或缺的ethnography。


（本文發表於百年小說研討會，台北國圖，2011年5月22日下午場次；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