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不少曾經在歐美國家留學的同性戀，當他們向家人坦承自己的同性戀性取向時，家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早知不要送你出國，都是在國外學壞了」。雖然這些同性戀朋友再三向父母解釋這與國內國外無關，早在出國前，甚至是７、８歲時，就知道自己愛慕同性，不少華人父母，總是拒絕相信孩子的話而選擇怪咎西方國家。
同性戀，或對同性愛慕的性取向，絕對不是由西方「發明」，再飄洋過海，傳至東方華人社會。中國上古文獻，不乏同性戀事例與記載。專研文學的中國學者矛鋒博士在其著作《同性戀美學》中指出，《詩經》中就有數首歌詠同性戀的詩篇，包括《山有扶蘇》、《狡童》、《褰裳》、《子衿》、《揚之水》等都是。
清代文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里說「雜說稱孌童始黃帝」，黃帝是否存在，仍是一大疑問，這種「蠻童始黃帝」的說法可以是好事者一種依托，但紀昀在十八世紀時既有此一說，就算傳言不實，至少表示同性戀早在清代已不是陌生現像。
其實，早在公元前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出現了第一篇被喻為同性戀的散文《晏子春秋．卷八》，景公對晏嬰說「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明代小說集《歡喜冤家》第二十三回就描述了美少年夢花生與青年秀才王國卿親熱寫真，之後還說「自此，二人行則並坐，坐則交膝，勝似夫婦一般」。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編著的《情外類》就選錄了不少同性間的愛情故事，刻骨銘心。
至於曠古絕今的中國文學巨著《紅樓夢》第七回，就有同性情色描寫。楊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板橋自敘》公開自己對同性的愛慕，可謂中國極早的同性戀出櫃事件。
還有古書記載的龍陽君為魏王「拂枕席」、彌子瑕與衛靈公「分桃而食」、漢哀帝與董賢共寢同眠，董賢壓住皇帝袖子，皇帝不忍叫醒他，「斷袖而起」，這就是著名的「斷袖之癖」典故，「斷袖」是中國文化對同性戀的別稱。凡此種種，皆是中國同性愛戀的性愛佳話，有口皆碑，我們怎麼可能還以為同性戀始於西方？
如果有人說同性戀不符中國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這的確有其道理，或許 這亦說明為甚麼同性愛情雖在中國早有史實記載，但始終有人對同性戀仍有諸多偏見，更多時候，這些涉及同性性行為的人亦有異性戀關係。
只是，華人社會難道至今還迷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嗎？如果這古訓確是絕對真理，那天主教會的神父修女，佛教之和尚尼姑，豈非個個都是大逆不孝之徒？至於現代人不乏單身貴族，有者就算結婚，也不願生育，難道這些人均是大不孝？
如果按中國古老標準，沒有子孫繼承姓氏是大不孝大不幸，那中國特殊的計劃生育政策令不少人只有女兒沒有兒子，這又怎麼說？難道這是邪惡的政策？有此可見，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來抨擊同性戀或「証明」同性戀錯誤，是站不住腳的。
雖然同性戀運動產生於西方，但對同性產生愛慕的情懷，並非西方獨有的文化或社會現像。讀史，我們亦會發現，這也不是屬於一個現代與末世現像。同性愛情，古今中外皆有史可載。我們的問題是太少人走出來，以致社會以為這是特殊怪異現像。但隨著時代的開放，越來越多名人和凡夫走出來，「同性戀」三個字逐漸消敏，原來這人也是，那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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