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從《為甚麼不回來》談起 ──

《為甚麼不回來》原登刊於我在《南洋商報》的專欄，後來在我的電子報轉載（原文請見本文文末附錄）。有讀者告訴我文章在南洋網出現時被刪了，我上網一查，果不其然。其中一句「他和他的同性愛人在紐約買了一間公寓，自由快活。我不會問他為甚麼不回來」，不知哪位編輯先生或小姐，把「同性」兩個字刪掉。我想，如果我寫「他和他的女朋友」，那個「女」大概不會不見。

幾天後，另一位讀者告訴我，有一個自稱「愚者」的人，把我電子報轉載的《為甚麼不回來》轉貼《自由媒體》（www.thefreemedia.com），這次更絕，轉貼者索性把那一句整句刪掉！

諷刺的是，這篇文章評論為何許 多專才不回國，批評大馬文化低落，跳出井底的青蛙自然不想再跳進井底，這些讀者和編輯竟迫不及待為我的觀點佐證注釋。


這是甚麼文化？ ──

《南洋商報》邀我寫專欄，那位編輯小姐，還是律師出身，告訴我她對同性戀沒有偏見，結果三個月不到，唯一一篇有關同性戀的文章被投籃，問她原因，裝聾扮啞。後來，這篇《為甚麼不回來？》連同性愛人四個字也受不了，編輯也要刪掉同性兩個字。

如果有人認為同性戀罪惡，因為上帝認為同性罪惡，雖然我認為這種觀點幼稚慮淺，但我還是會尊重他的立場。我最受不了的是一些人擺 出開明開放的樣子，骨子裡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就像整天喊廉潔，自詡民主的貪官污吏一樣，叫人受不了。

那位自稱「愚者」的網友（他還有一點自知之明，不會愚到沒有救藥）轉載我的文章，竟然把他不想看的那部分也不讓其它讀者看，完全不尊重作者。這不只愚，還是霸！

為甚麼這些人那麼討厭同性戀？為甚麼總是千方百計不讓同性戀見光？

這兩起事件令我想起不久前奧運男子跳台跳水金牌得主馬修。馬修是今屆奧運唯一公開性取向的男運動員，但ＮＢＣ在報導有關他的新聞時，只字不提其性取向，也不播出他在得獎後與其男友親吻的鏡頭，完全不提他感情生活，這和報導其它金牌得主的作風完全不同。

任何觀看ＮＢＣ轉播奧運的觀眾都會發現ＮＢＣ不只報導運動比賽實況，對於名將與金牌得主的感情世界和生活故事，也會在節目穿插。比如誰與誰戀愛，誰有未婚妻，誰是萬人迷，至於金牌得主的妻子、丈夫、愛人、甚至父母弟兄姐妹，如果人在現場，電視鏡頭也不會放過，得獎的運動員在現場擁抱與親吻愛人的鏡頭，也不會錯過。但馬修與同性愛人親吻的鏡頭，竟然不見一個，許 多觀眾甚至完全不知馬修是同性戀。

為甚麼同性戀的好事上不了電視？但如果惡事由同性戀所犯，其性取向卻可以成為新聞焦點？

明顯的，在一個普遍對同性戀存有偏見的社會（是的，美國對同性戀一樣充滿偏見，完全不比亞洲國家遜色太多），成功 的名人如果是同性戀，不符合一般大眾以為同性戀猥瑣的印象；對他們而言，同性戀等於低劣、變態、墮落，怎麼可能正義、善良和健康？許 多人只願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至於事實是甚麼，根本不在乎。在這情況之故，難怪ＮＢＣ「疏忽」，ＮＢＣ只想給一般大眾看他們想看的「事實」。

一直以來，社會總是通過一些差異來研究、批判同性戀。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確有所差異，但不是自然與反自然、正常與變態、高尚與低俗、神聖與罪惡的分別。但異性戀霸權偏偏要堅持這種差異，結果產生一種高度想像式、規範化的敘事方程式來研究與論述同性戀，同性戀只是一種研究與考察，甚至最終是審判的對象，不是自由思想與行動的主體。

在這種敘事策略之下，同性戀的好事不宣傳，因為這種性取向只有當醜聞的資格。

一些同性戀團體為此忿忿不平，向ＮＢＣ提出抗議，ＮＢＣ最後不得不為此「疏忽」公開道歉！這就是大馬媒體與美國媒體的分野，二者水準高下立見。你希望《南洋商報》向我道歉？簡直做夢，我公開批評他們，他們沒有從此封殺我，已經謝天謝地了。至於那位「愚者」會否覺悟自己的問題，給我捎來電郵打個招呼，我連這個把握也沒有。

無論是《南洋商報》編輯，還是「愚者」，或是ＮＢＣ，所表現的都是一種霸權的作風。


霸權的統治伎倆 ──

霸權是一種不平等的統治關係：某一種人可以控制、操縱另一種人的心靈與生活，它把自己當做是最完善完美的標準，任何與他不一樣的人都是錯誤，完全不必講理，也不談平等了。至於異性戀霸權它根據本身的愛欲，定義別人是否變態，決定他人心裡是否不正常，它有自身的理想，卻不容他人有理想與快樂。

霸權，特別是異性戀霸權往往有宗教背書，難怪許 多反同性戀的人講來講去，都是只能把自己的宗教經典搬出來，可在民主的社會，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宗教強加於他人身上，勉強別人遵守嗎？我們是否可以不必講理，要求別人「只要信，不要問」？如果有些宗教的教義大相徑庭，那誰又該聽誰的？那時是否要比誰夠凶夠狠？

由此可見，純粹訴諸一己宗教的迷信是可怕的。由於無能講理，結果就訴緒一己的宗教經典，無疑是一種巧取豪奪，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形式，根本上就是專制獨裁者的心理，即「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我的宗教說你錯，你就肯定錯，不用再多說甚麼了！

其實，不論是以一己的宗教，或一己的文化，或一己的性慾或性取向，去攻擊同性戀而又說不出同性戀到底有甚麼問題，至多是「看起來怪怪的」，或「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有人是同性戀」，都是一種獨裁者的論調，反映一種帝國主義的心理，把自己的文化、宗教、喜好，當作是統治眾生的標準！


「歐陽，夠了」？ ──

有人告訴我他對同性戀沒有偏見，不過勸我一句「歐陽，你寫同性戀寫得太多，夠了」。今天社會還有人歧視同性戀，許 多同性戀不敢承認自己是同性戀，沒有任何一個弱勢團體比同性戀更弱勢，需要如此自欺欺人，可他竟然說我不應再寫。我寫文章寫了差不多20年，從來沒有人勸我不要再寫新聞自由了，或不要再寫性別平等了，或不要再談甚麼反貪污濫權了。沒有人說「夠了」，雖然寫以上議題的人一大堆，可偏偏不能忍受我寫同性戀！

這不是偏見又是甚麼？

有人更笨，竟說因為你是同性戀，所以你是為自己說話，以此否定我的文章。就算我是為自己說話，又有甚麼錯？如果馬來人說「你們華人不准談華教，因為你們是華人」，你可以想像華人會怎麼說嗎？你必須想像，因為連最極端的馬來種族主義者都不會笨到說這種話！

異性戀霸權的另一伎倆，為合理化不平等，不惜製造一種獨特的和自然的定義，把同性戀或異性戀以外的愛戀當作一種不自然、不正常、病態與變態的現像。為了達致這目的，不惜用一切可能途徑誤蔑、中傷同志，以合理化異性戀獨特的地位，包括指「同性戀都是很痛苦」，但不追究其痛苦原因。如此一來，所有的不平等就不再是不平等，可以理直氣壯地以為理所當然，可以大義凜然地責問：誰叫你不做異性戀？誰叫你選擇做同性戀？活該痛苦！完全不了解同性戀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有關是不是。

若要落實社會公義與平等，除了種族主義、性別主義，還必須突破異性戀霸權，認清它們均是社會不平等的現像。反抗霸權最重要的動作之一，就是不斷站出來監督、批評和騷動霸權單一想像的敘事，干擾霸權的表述系統，令其呈現自我矛盾。除非細數這些霸權的罪狀，而且幾乎無一掛漏，認清其狡詐、偽善、殘酷，甚至其無腦之一面，否則不平等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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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為甚麼不回來？
文：歐陽文風牧師
（原載《南洋商報》）

蔡細歷日前說有90萬大馬專才在國外工作，不願回來。首相署副部長佐哈裡揭露政府花費2億3500萬令吉保送優異學子到國外念醫科，但許 多人畢業後不回來。

其實不回來或急著移民的豈止專業人士？我在紐約認識許 多大馬人，有者跳飛機，有者工作數年後獲綠卡，寧可在餐 館打工，都不想回國。我認識一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的大馬人，英語不錯，非常聰明，在紐約做自由撰稿人，只寫影評，有時受邀在大學演講，一年收入可高達12萬美金；在《紐約時報》副刊寫一篇特稿，只有半版，稿費２千 。他問我在大馬寫專欄稿費多少，我告訴他，他不斷搖頭，丟下一句：「你還要寫？」，我還沒有告訴他一些編輯沒有水準的刪稿丟稿的膚淺與傲慢。當他知道我畢業後計劃回國，拒絕在美國大學教書，看著我說「You are crazy！」。

他和他的同性愛人在紐約買了一間公寓，自由快活。我不會問他為甚麼不回來。

美國不是天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但在歐美國家，只要你有本事，你就可以冒出頭來，在美國大學做系主任的華人或非白人多，這種事，在馬來西亞可能嗎？美國不是沒有種族主義，但如果有人因種族、宗教、出生國籍、性別、性取向歧視你排擠你，你可以告上法庭， 討回公道。

馬來西亞政府自詡多元文化，強調三大種族和平相處，但還有政治人物因多語路牌而呱呱叫，簡直匪夷所思。紐約唐人街的中文招牌比英文不知大多少倍，從來不見政府投訴。美國人對回教有偏見的大有人在，但政府強調多元文化，開齋節前郵政局印製摘自可蘭經的阿拉伯文郵票，你可能想像我國印製「道可道，非常道」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文郵票嗎？

不過，話說回頭，許 多專才不回來，不能只怪政府的政策，民間文化低落膚淺，老百姓自己也是要好好反省的。許 多大馬人思想閉塞，沒有講理文化，動不動就訴諸傳統，再不就是領袖權威，欠缺創意，視新事物為毒蛇猛獸，整個文化死氣沉沉；接受不了批評，碰他一下，說他兩句，就氣急敗壞，惱羞成怒，十分神經質！

有人問我紐約和吉隆坡有甚麼不同，是不是紐約多打扮怪異的人士？怪異之士其實到處都有，紐約和吉隆坡不同的不是怪異人士，而是社會對「怪異」的反應：紐約人視若無睹，平常對之，大馬人大驚小怪，指指點點，這是最大不同！

文化層次不高，難免自卑，自卑的人不懂幽默，沒有自嘲能力，也欠缺開放心胸。在美國你批評政府，你贊揚推崇異域文化，許 多美國人興奮異常。

但在大馬，你罵政府，有人可能會欣賞你，但你多說幾句外國的好，就有人以為你崇洋媚外，馬上自我保護說你「不要以為外國的月亮最圓」，有者索性罵你「那你移民算了，幹嘛留在這裡？」

你說，為甚麼有許 多人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