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衣櫃製造商

最近上映的《自由大道》（港譯《夏菲米克的時代》）描述政治人物Harvey Milk的從政經過，爭取同志平權，最後被Dan White槍殺。目標再崇高，一扯到議會政治，混入太多利益爭奪、檯底交易和滿足個人剽取權力的欲望，實在難以令我全情投入。但片中一細節卻令我印象深刻：明尼蘇達的少年同志的父母，要把他送往醫院接受「矯正治療」，他覺得活不下去打算自殺，打電話給Harvey Milk，Harvey Milk鼓勵他離家出走，去大城市的同志特區（gay ghetto），後來該同志逃到洛杉磯並活下去。電視劇集《Queer as Folk》中的年青同志Justin，也有著同樣遭遇，父親不接受他的性取向，只好出走到運河街。在香港，我也認識一個中學生，被父母發現是同志後被逐出家門，無家可歸，幸好有人同情收留暫住。

對缺少資源獨立生活的年青同志，出櫃的代價可以很巨大、難以承受。衣櫃的製造商不單止是家庭，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製度。Steven Seidman在《Beyond the Clos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Life》中指出：「衣櫃不單純是人們的忽視、偏見和歧視造成的；政府的行動、司法機關、家庭、普及文化和科學全參與製造衣櫃的過程。簡單來說，衣櫃是指異性戀的宰制下所產生對同性戀的壓迫……公民權的剝奪、滋擾和暴力，國家一直都是污名同性戀文化的推手，並以此作為製造衣櫃的基礎。」

為了避免被發現，所以要掩飾。不過，沒有那樣簡單，Steven Seidman認為：「掩飾並非一個簡單、不用費勁的行為，也並非否認和壓抑而已。在衣櫃裡的人謹慎地監察自已的說話、面部表情和行為，以免引起懷疑。他她們要小心閱 讀日常生活的事物（如衣服、家具）和行為（如走路、說話、姿勢）的性意義，技巧地塑造一個有說服力的公共異性戀形象。」非常高難度，好戲如梁朝偉，叫他演黎耀輝演個十年，又要投入同性戀角色，又要避免失去異性戀自我，早晚精神分裂。視乎甚麼時候開始感覺到自己與別不同，年青同志在學校的刺眼水銀燈下，一齣戲隨時演個十年八年，並且沒有ＮＧ，校園暴力可不是開玩笑的。

在衣櫃久了，手腳伸展不良會「屈」病：跟朋友和親人情感上疏遠、堆積成山的羞恥、罪惡感和恐懼，終內化成恐同。以致，失去（廣義上的）愛的能力。所以，多少年青同志的「我的志願」，其實是早日成年或考上大學住宿舍，脫離家庭的威脅。

小結：衣櫃是指異性戀制度下，污名同性戀文化，讓同志不敢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同志，並以持續的掩飾來裝扮成異性戀。


不穩定的衣櫃

但，一如所有的權力關係，衣櫃並不穩定。William N Eskridge在《Gaylaw》提出，衣櫃對同志和異性戀都是一種威脅：「對於直人，衣櫃可能是肉食獸和危險罪犯匿藏的場所；對於同性戀，衣櫃是身份的監獄，否認他她們的完整自我和自尊，是一種侮辱。法律有份令衣櫃不穩定，首先，法律給予恐同者權力，讓他她們打開衣櫃門，作反同獵巫（anti-homosexual witch-hunts）。之後，又給予權力同性戀者，不只反抗獵巫，更以出版、集會、演講去表達不同流（nonconforming）的想法。」

在香港和台灣，中老年同志躲在衣櫃往往是因為貪圖魚與熊掌：既要滿足同性情慾，又要享受異性戀制度賦予的好處（被摸頭是好丈夫好爸爸，兒孫滿堂拜年時「見得人」，辦公室有幸福家庭照以證明操行合格。）我認識的中老年同志，九成九都是在衣櫃，怕曝光怕得要死。本來，人家滿足於半人半鬼的生活，游刃有餘，局外人無話可說不容置喙。問題是，當中有些又往往有意無意地透露，做人做得辛苦、覺得對不起家人、擔心被家人和同事懷疑等等。以往，或多或少當是做同志義務教育，做個好聽眾之餘，儘力表達「同志又怎樣？不是跟男的就是跟女的。」的看法，但久而久之耐性漸失。

特別是那些中老年同志，很多不是沒有社會資源，大學教授、議員、高級行政人員、公司老闆大有人在。若妻子不接受，大不了離婚。若同事投以異樣眼光，若果自己覺得「行得正企得正」，那是同事的問題管他她們去死。若老闆因此有動作，要不打官司要不「東家唔打打西家」。那總比活在恐懼中好多了。況且，上面舉的都是極端的情況，更可能的是，人家回應：「是喔，那又怎樣？」或「一早就猜到了，不說穿而已。」或「看不出來啊。」

要過忠於自己的生活，免不了要冒一點險；要鬆動衣櫃，免不了要放棄異性戀制度吊在眼前那安逸而虛假的紅蘿蔔。Seidman也提到，被動的受害者並不會反抗，只會投降。要走出衣櫃，同性戀者一定要從心底裡反抗異性戀的宰制，認清在衣櫃中的無尊嚴生活是沒有合法性的，並且是可以改變的。


同化派與解放派

在反抗異性戀的宰制、出櫃這一點上，同志運動又可以做什麼呢？

當代同志運動大致可以分為兩大派，一為爭取平權的同化派（assimilationist），二為改變性的架構的解放派。在美國，除了石牆後那幾年，和80年代尾90年代初ACT UP和Queer Nation的曇花一現，同志運動一直都是由同化派主導。在香港更少，基本上只有2003年衝擊教堂和2001年自綁在警署鐵欄抗議打擊S／M派對的演出，比較有點解放派的味道。

所謂同化派，就是要求國家把直人有的公民權，伸延到同性戀者身上。工作、結婚、養小孩、繼承遺產、當兵，就是說直人有的同性戀者也要。既然說要「跟異性戀一樣的權利」，顧名思義就是以異性戀為基礎和正統，而非質疑這基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譬如，異性戀可以結婚，同性戀者要平等，走去爭取同志結婚權。但問題是，為什麼要結婚？Doug Stanhope曾在他的棟篤笑裡說：「對於同志婚姻，我的看法是，不！婚姻？不！想像一下，如果一開始根本沒有婚姻，我們會不會想發明它出來？噢，我們那麼相愛，只有我們兩個人並不夠，找政府介入如何？」

舉同志婚姻的例子，是想說明，並不是出櫃後就一勞永逸。同志出櫃後，還是生活在異性戀宰制的制度下。唯有不斷動搖鬆動這制度的不合理性，挑戰種種性不公義（sexual injustice），同志和各種不同性取別的人才能打開不同款式的衣櫃門，自由行動。


本文原載：香港獨立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