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同志運動的一員，回顧往事，我不得不為自己整理出一套人生哲學：我不願意見到人生沉到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傷裡，而寧可以一種近乎宗教儀式的抽象思考，與感情拔河，並從中得到救贖。
第一部創作在1996年誕生，紀錄同志作家許佑生和其愛人的婚禮《不只是喜宴》。
1998年再以《美麗少年》拍攝三位深以其同志身分與女生化特質為傲的青春少年，在各地影展大放異彩，與2003年《幸福備忘錄》（紀錄兩對在台灣公開結婚的男女同志）和最新作品《無偶之家，往事之城》，完成同志三部曲。
《無偶之家，往事之城》的人物，是一些在三溫暖中相識而成為摯友的中年男同志，刻畫了主流影視中罕見的心靈歷程，從歡愉相識到喪偶的悲傷，跨越生死，在冷靜觀察中令人動容。本片是今年台北電影節全球華人影像精選的觀摩影片，并于6月30日在公共電視紀錄觀點首播。
以下是《野葡萄》文學誌和陳俊志的專訪：
身為紀錄片工作者，他期願自己是個溫厚的storyteller，猶如文學上的自然主義者，嚴守本份地隱身其中，只求終能進入「one of us」的境界。
也因此，新片《無偶之家，往事之城》一幕極盡自然、平淡無奇的同志晚餐，就足以令他驚叫連連，直呼這一幕簡直就是同志版的《海上花》。而這，可是他花了五年時間換來的。
野葡萄：你表示自己在高中時代就已確定了同志性向，對照當時的輿論環境，白先勇的《孽子》應該當時是具代表性的同志書寫，能否先談談這本書對你年少的同志生活有何影響？
我就是因為崇拜白先勇、崇拜現代文學，所以才去唸台大外文系的呀！進去之後才發現，那個環境的寬容根本只出現在書寫裡，而且絕不包括性別上的寬容。
我就著麼眼睜睜看著多少教授在現代主義光鮮亮麗的外衣下，借用文學的隱喻、張狂地在異性戀社會的保護下，色瞇瞇地、極其不友善地塑造對同志的敵意環境。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可以對同志議題一直保有強大的爆發力，我想就是在那時候累積下來的。
那個階段的我，完全無法從閱讀上得到滿足，包括之後再讀《孽子》，也是充滿質疑，對於那種晦暗、充滿罪惡感的筆觸，開始顯得不耐，尤其白先勇對gay sex的壓抑，更叫我無法認同（我的性經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直到看到了曹瑞原導的電視劇，他把李青和龍子在小旅社的那一段，毫不扭捏地拍出來，也許稍稍顛覆了原著，但看起來的確舒服多了。曹導演把那一幕處理得很棒。
野葡萄：相對於《孽子》的壓抑，你所拍攝的同志紀錄片似乎又相對強調同志生活歡愉的一面？
我是拿著攝影機和真實人生交涉的創作者，從來都不覺得我的電影有刻意強調同志美好的一面，因為我所看到的同志生活就是如此。
很多人都說，看我的電影總是笑中帶淚，往往在淚水就要落下的時候，又讓人破涕為笑。這可能和我的人生經歷有關。
身為同志運動的一員，回顧往事，我不得不為自己整理出一套人生哲學：我不願意見到人生沉到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傷裡，而寧可以一種近乎宗教儀式的抽象思考，與感情拔河，並從中得到救贖。
首次購屋的陳俊志，正和男友小P討論新屋裝潢，預定下個月就可以搬入他們夢想中的「有偶之家」。
愛滋從96年之後，就已被醫學界斷定是「非致命性疾病」，就像影片裡談到的，我始終認為種生（該名男同志）並不是死於愛滋，而是因為他所開設的AG健身房被警察臨檢之後，因為負債，讓他的生活變得很落魄、吃花生米度日……
至於公不公開他的愛滋病，純粹只是出於身為一個紀錄者該有的敦厚，我必須考慮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就像《旁觀他人之痛苦》裡頭所講的，我不能為了滿足觀者消費的快感，而忽略了旁觀他人之痛苦是多麼dirty的行為。
野葡萄：《無偶之家，往事之城》探討了同志對於家、對於擁有配偶的渴望，你個人對這兩者的概念又是如何？
小時後父母因為躲債遠走美國，我一下子從一個富裕奢華的家庭，變成了貧苦階層的小孩。就算不是同志，我的原生家庭所遭受的變動和瓦解，基本上已經超越了很多人的經驗，這種巨大的變貌包含了國界、地域和社會階級。
也許因為這份虧欠感，十年前我到紐約學電影時，我媽跟我說，李安導演成名之前，他的妻子「養了」他們一家人六、七年，因為我不會有配偶，所以她會負責替代妻子的角色，供養我學電影。
同志身份等於是直接挑戰華人文化裡很穩固的家庭觀念，包括大家對傳宗接代的迷思以及對同志的不認同。之前有五年時間，我和一群同志運動者組成了非血緣家庭，我們非常努力地實踐「同志認同」的生命信念，所找的室友都必須是gay，晶晶書店的阿哲就是其中之一，我們像一般的兄弟姊妹一樣生活著。
對於配偶，雖然我不止一次公開聲明反對一夫一妻這種不人性的制度，但其實我在三十歲之前也是非常嚴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是雙性戀社會的遺毒）。隨著年歲漸長，才發現這種忠貞的一對一的迷思，終究是徒然，不管是異性戀或同性戀，沒有人可能一輩子和另一個人相愛廝守一生。
台灣同志運動者每拋出一個議題，開創社會對同志議題的討論空間，都是經過非常多無名英雄的努力、甚至犧牲而得來的。
我覺得這三部影片已經拍出台灣同志很豐富的生活面向，包含了不同世代、不同主題，就像托爾金的《魔界三部曲》，我想我已經完成了一個自我完築的寓言世界。
以後不管是否再拍同志，我的作品，都還是會保有我酷兒式的幽默以及同志人生觀的前進性。
拍攝《無偶之家，往事之城》時，我遇到了結構上的大問題，如何將眾多互不認識的人物交會在一塊兒，還有對逝者的追憶、生者的未來…等等複雜的時空關係……最後我把自己定位在「長篇故事魔幻結構中的說書人」，像影片中蔣姨那個角色。我現在非常著迷於這種層層堆疊的敘事手法，它有點像是我剛練成的新手藝，非得要把它耍得很順手，老娘才甘願！
野葡萄：台灣同志運動從80年代發展至今，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認識（或認同），還有著多大的落差？
我只能說，台灣同志運動者每拋出一個議題，開創社會對同志議題的討論空間，都是經過非常多無名英雄的努力、甚至犧牲而得來的。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是非常邊緣地在戰鬥著，並且未得到國家機器資源的合理分配。例如法務部在在2001年提出一項國家人權保障草案，希望推動讓同性戀者可以依法收養子女組成家庭，可是到現在，這個法案還是遙遙無期。
當年我拍《玫瑰的戰爭》，記錄了四位曾遭受不同型態性騷擾的女性，其中一位個案在獲得平反的法庭上說了這麼一句：「遲來的正義，絕對不是正義。」我在剪接台上剪輯這一幕時，哭得無法自己，因為我深深感受到她所說的那種不公平、永遠無法撫平的痛……
本文原載《野葡萄》文學誌2005年8月號第24期，由《野葡萄》文學誌特准轉載，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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