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曾经被这种人骚扰过！」最后他又郑重追加了一句。
三十好几快四十的人还这样被当小孩子警告，面子似乎有点挂不住，「阿尼会是这种怪胎吗？」我陷入怀疑的痛苦──怀疑有一对鹿般纯真大眼的、对巴哈疯狂的阿尼，但更多的是怀疑自己，自己的判断力。
但之后发生的事不得不让我怀疑阿尼是否有些脑袋不正常。因为在另一次台湾友人家里的聚会中，他突然发神经似地当众高声宣?眩?邓???痛舜窝缁岬哪兄魅嗽谑?改昵霸蓟峁?５笔背∶嫱蝗话簿擦耸?耄?抑本蹩掌?露榷附抵帘?悖??帐?洲限危?冶灸艿匾????虏⒁??⒖瘫兆欤???⒛嵋慌衫碇逼?场⒓绦?裾裼写牵骸杆?欢ㄊ峭?耍??欢ㄍ?橇宋沂撬???沟毕缕娜媚兄魅四芽跋虏涣颂ā?br />
「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更何况，我和谁约会过我自己难道会不知道，轮得到他来提醒？」事后男主人私下向我抱怨。
我於是打定主意，不再邀请阿尼参加我任何朋友的聚会，以免到头来全波士顿我只剩下阿尼一个朋友。
当我试图渐渐减少和阿尼见面的次数时，阿尼却主动出击了。这回他给我出了新的难题。
「Mark，你知道哪里可以永久存放一个人的ＤＮＡ？」有一天他直接打电话到我实验室。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直觉地以为他要我回答：我们实验室的液态氮箱就可以。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绕个圈子说：「怎么回事？谁的ＤＮＡ？」
原来阿尼从小是他祖母带大的，两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十年前他祖母病逝於麻州综合医院（Mass General Hospital），留了一小块病理组织（照阿尼描述应该是一小块皮肤）在医院病理部的冰柜里。十年是麻州的法定病理切片保存年限，如今期限已过，阿尼收到一张医院发出的组织即将销毁的通知。
「你不知道我祖母是多么一个和蔼慈祥的好人，她有尊贵的灵魂……她绝对值得再活一次！」阿尼在电活中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几乎当场昏厥。
原来阿尼不知哪里来的想法，认为人类将来一定有办法利用ＤＮＡ将生命体复原，让生命不断再制而得到永生。「而有谁比我祖母更有资格得到永生的？」阿尼将他怀中一张宝贝万分的和祖母的合照出示给我看，眼神中是绵绵不绝的孺慕和爱恋：「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祖母的那块皮肤被销毁，那是她在世上仅存的ＤＮＡ。」
我看得出阿尼这回玩真的了。
「但即使我拿回了祖母的皮肤，自己也不会保存，总不能就放在家里雪柜的冷冻库吧！」阿尼说。而我只管浇他冷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样，那地球早已人满为患、万?o不?了。你这样是在做上帝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见我一副无心帮忙的样子，阿尼更使出浑身解数，实验大楼四层楼上上下下几乎都有人接过他的电话。更要命的有一次我在实验室门口撞见阿尼，天啊，他正和我的「头家」（实验室的指导教授）嘻嘻哈哈聊得正起劲呢！
事后我打电话警告他：「阿尼，你这样做太过份了！你给我离我头家远一点！」
「为什么？我们聊得很愉快啊！」阿尼还是那副永远满不在乎的口气。
还好事情轰轰烈烈进行了快两个月，似乎有了转机。医院方面态度似乎有了软化，阿尼祖母的皮肤得以继续保存。是否阿尼的律师发挥了作用就不得而知了。而一旦阿尼不提此事，我也立刻绝口不提，免得再横生枝节，凭添困扰。
当两千年的春天来到时，我在哈佛的学业也将近尾声了。实验室头家对我诱之以绿卡，见我不为所动后，也不再留我。而波士顿地区朋友圈中，真正因为我要回台而心急如焚、急得跳脚的，赫然只有阿尼。
「你真的要回台湾了吗？」阿尼眨着他鹿一般的大眼睛。
「是啊，我们头家又不留我。」我随口编了个理由。
「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研究人才，你们头家不要你，别的实验室一定会要！」阿尼气忿忿地说。之后他要走了一份我的履历。
「你想干什么？」我问。
「你就会知道。」阿尼神?地说。
「阿尼，你这是在干什么？」我急起来想阻止他：「这不会有用的……」
「谁说的？」阿尼一脸的得意：「我看MIT的研究生毕业后都是这么做的……」
之后阿尼真的就把他精心印制的我的「求职广告」，在MIT和哈佛校园里所有的?迅胬傅酱φ盘?Ｎ椅蘖ψ柚梗?仓挥腥斡伤?ァ?br />
只是此时我的去意已坚。当我正忙着卖掉家私、收拾行李时，和阿尼的联?也渐渐少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我要回台湾的事实，像他这么一个热诚又单纯的老人，单身住在冷酷疏离的美国东岸，一定也是寂寞的。他的疯癫?傻固然叫人头痛，但同时也叫人感动，
毕竟他是我哈佛医学院三年里，惟一交到的美国朋友。当我回顾这我一生不再的三年，所有值得回忆的美好片断，赫然大都有阿尼的影子在其中。
我爱你。阿尼
我心中默念着这在波士顿从未说出口的三个字。
在和他失去连络的近五年，我曾这样祈祷：
亲爱上帝，如果?必须选择一个人类的DNA做为永恒的保存，就请?选择阿尼吧！他才是?天国里失落的羔羊，落入凡间的天使！
（写於2006/7/3）
后记：二ＯＯ六年一位密苏里大学文学博士班学生方哲升（Jesse Field）写了一封伊媚儿来，询问他以我的作品作为他博士论文主题的可能性，他近期也将在「全球酷儿文学会议」里提报有关台湾同志诗的书写现况。於是我们就约在他上课的台大（他来台就读中文班三个月）附近见了面。哲升是个墨西哥裔的美国青年，之前曾来台湾在故宫当翻译工作过一年，那时他曾到过我北投家派对，此次算是第二次见面。
相谈熟识之后，才发现我们还都同时间在哈佛待过（他那时是硕士班学生），感情更加熟络。我将当时阿尼写给我的书信给哲升看，他读完十分笃定说：从信中的书写来看，阿尼一定是如他所说的是MIT的退休教授。我一时间哑然。
然而像他这样一个纯真到近乎疯狂的赤子，他是谁於我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返台后遗失他的所有联络资料的七年后今日，我只怀疑过自己。
本文原载《印刻文学生活志》，第49期（200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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