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为了避免同性恋被艾滋病污名化，刚才的发言人倡导大家以后先讲同志权利，再讲防治艾滋病。我看了一下我准备的发言题目：同性恋的表达权以及和防艾的关系。似乎是一种巧合，当然也意味着我对权利话语在这样一场艾滋灾难当中重要性的充分肯定。然而，我下边的发言表面上看起来是和「权利话语优于防艾话语」相冲突的，我的判断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淡化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而是要强化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

做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都很害怕，要么这会被认为是妖魔化同志丶歧视丶往自己人身上泼脏水；要么我会被认为是哗众取宠丶撒娇发嗲，玩弄一些文字技巧以招摇惑众。

然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它：一方面，大家口口声声艾滋病话语把同性恋妖魔化了，使人一提起ＡＩＤＳ就是同性恋，一提起同性恋就是ＡＩＤＳ；另一方面，男同性恋圈子里的ＡＩＤＳ感染率近一段时间以来有着大幅度的提高，很多地方的数据都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以至于有专家已经说了，不死一大批人，绝对不能唤醒带套的意识，还有同志小组的负责人说，现在城市里感染ＡＩＤＳ的十有八九都是同志，已经有人在提示大家了，要有一半以上的gay感染艾滋病的准备。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当所有人都说同性恋被等同于艾滋病的时候，却依然有那么多的同性恋没有防病的意识，这是怎么了？

你当然会说，那还不容易理解吗？那是因为意识和行为的分离，人们往往是这样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我做的却是错的」，于是我们的防艾工作需要绞尽脑汁去考虑怎么样在人群中进行有效的干预，让同志们在做爱的时候想到带套。可是大家为什么没有去反思这个前提：我们的宣传真的很到位吗？同性恋者都是非理性的人吗？当他们知道在一场大的灾难在这个圈子里游荡的时候，他们依然我行我素，闲庭信步，做「无保户」（做爱不戴保险套）吗？或者是，他们真的知道吗？他们真的感受到了危机吗？

也许大家的说法是对的，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非一一对应，并非知道了有这个病就一定处处提防，而性生活又是如此的激情澎湃，当「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时候，便只顾着「胜却人间无数」了。然而，性的激情再高涨，大多数人也不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大多数人即使为了性的快乐，也会追求那种可持续性的快乐。何况ＡＩＤＳ并非飞来横祸，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也证明了大幅度降低感染率并非没有可能。

可是，现在男同志圈子里的感染率却是在大幅度上升，最起码宣传不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使有大量的同志知道艾滋病在男同性恋社群中肆虐依然不做预防工作，仍然有更大量的同志没有防艾的意识或者心存侥幸，而心存侥幸的一个原因是不知道感染率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


尊重表达权 改变弱势

我们这些天天在防艾的人可能不会去这样思考问题，因为你会说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宣传工作呀，同伴教育丶外展发套丶文艺演出都处处塞进生硬的防艾情节，所以我们只会在宣传已经很充足的背景下来思考问题，可是这个背景是单一的，覆盖面是极其有限的，哪怕是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依然是不够的，尽管新媒体有着强大的优势。

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上网，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去酒吧丶浴池丶外面的基地；但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跟报纸或者电视不能绝缘，传统媒体在同志领域的防艾是不能替代的，而大家觉得这些宣传已经足够多了吗？

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性安全的公益广告来推动防艾，可是你能想像这个公益广告里出现同性伴侣的身影吗？

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的新闻媒体在报导同性恋的时候都是哪些内容呢？第一个交友不慎，敲诈；第二个交友不慎，盗窃；第三个交友不慎后被抢劫，还有就是因爱生恨的情杀，偶尔有一些艾滋病的报导，都是这些内容。然后有很多gay就说，这是新闻媒体存心对gay进行妖魔化。对这样的现象我也深恶痛绝，不过我却不认为这就都是无良记者存心跟gay过不去。因为这些报导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在异性恋圈子里面，新闻媒体同样在报导情杀抢劫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会因此而对异性恋的本身产生污名？那是因为有大量反映异性之间（Romantic love）浪漫之爱的电影丶电视剧的表达，正面的表达把这些负面的表达稀释掉了。我觉得同性恋领域的负面新闻是应该报导的，它建议大家在交友的时候要谨慎，提醒大家注意性安全，但是没有正面的东西出来，同性恋的污名化效应就出现了。

这就是同性恋者的表达权没有受到尊重，2007年十七大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表达权。什么样的人需要有表达权，不是强势群体，相对于异性恋而言，同性恋更需要性自由，相对于一般同志，可能ＨＩＶ患者更需要性交权，昨天我听到感染者说到一个词，叫「性交权」，所以我认为表达权更多的是弱势群体的权利。

同性恋是弱势群体吗？曾经我跟社群的专家谈这个话题，他说不弱，也许在很多方面，我们可能已经很自由了，比异性恋有更多的自由。理论上最「不合自然的行为」反而在中国获得更大的性自由，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这样的性自由在中国实现了，同性情欲表达权不得到尊重，同性恋也是彻彻底底的弱势。Gay圈子里出现很多所谓的偶像明星，今天中国的一线小生里面，很多都被传说是gay，但是我们很尴尬的看到，他们只能很认认真真的演着跟女人调情的戏，他没有办法演跟他性倾向一致的情感戏。我不是说同性恋不能演异性的情感戏，而是说如果同性恋演员也只能演异性浪漫情感的戏，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体制出了问题。

前不久，有法学博士要打官司，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电影《色戒》的完整版，而有心人会想到，李安的《断背山》在我们这里完全被禁掉了，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大屏幕看到华人导演渗透着中国传统的西部牛仔同志恋情。1988年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列举性的规定了淫秽出版物的七种情况，其中第（六）条：淫秽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丶虐待丶侮辱行为。同性恋性行为被认为是变态性行为，而且被认为是比其他变态性行为更加不能容忍的变态性行为，所以要单独列出来加以禁止。不仅如此，只是描写同性之间的柏拉图之纯粹精神恋也被剪辑的干干净净，像《孔雀》这样的电影要想在国内放映必须剪掉同性恋的情节，同性恋电影制作只能转入地下，电视里也很难看到有同性恋情节的电视剧。印度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还没有实现对于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可是相关的表达自由还有一定的空间，中国大陆从来没有非常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来为同性性行为定罪，可是相关的表达却遭到了严格禁止，所以同性恋不被看见，不被听见，而这样的压制使得更多的同性恋不能认同自己的性倾向，也使得大众的偏见和歧视在无知中无限期的延续。


从被动等待媒体主导到主动改变现状

于是，我要做出我的另外一个判断，今天的传统媒体对同志领域里的防艾宣传不足来自于两方力量的合谋：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想报导同志，他们的策略是不闻不问，使得你的反击都找不到对象。最好的压制还不是直接的歧视，美国的压制就催生了争取同志权利的运动，而中国的温情脉脉让大家都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毫无知觉的得过且过，主流媒体存心要妖魔化同志的动机不存在，也没有动力来宣传防艾。也就是说，你觉得他已经很妖魔化你了，可是他有多稀罕报导你还是个问题；另一方面，同性恋生怕ＡＩＤＳ的报导毁了自己形象，所以也一直对类似的报导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更有那些清高的同志们对于同志小组的防艾活动表示出不屑，就更不用说有些同志对研究同性恋带来的同志问题的明朗化进行的讨伐了。

正是这样的里应外合，当然主导的一方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今天对艾滋报导的不冷不热。因为对同志生活的正面报导和艺术演绎太少，所以大家都希望少报负面新闻，可是我却觉得这样的思路已经难以为继，与其呼吁少做负面报导，不如呼吁多做正面报导。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着他们来为我们设置议程，我们自己的积极主动也会有一些改变，不是有了同志父亲和同志母亲的报导吗？不是有了女同志在街上送花的报导吗？不是已经有很多地方的同志小组都可以和电台合作来开办长期的同志情感节目吗？

加大传统媒体对同志领域对艾滋病的报导是一把双刃剑。正如ＡＩＤＳ政治所显示的，它的肆虐使得同志形象一败涂地，但是它的到来也凝聚了社群的力量，催生了权利的呼声，尤其在中国，它使得主流不得不正视同性恋的存在，而且也必然会以「We are queer，We are here，Get used to it」的方式增强大众对同志的接受度，事实上大大小小的同志组织出现已经使得有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工人农民还没组织起来呢，同性恋先组织起来了。」 黑格尔曾经说过，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同志们要通过灾难来赋予自己的生存以正当化。

学者Weeks也曾经对英国当年同志领域的防艾做过一个总结：一开始，大家认为只有gay才会得ＡＩＤＳ，所以ＡＩＤＳ被gay化了，于是同志团体开始来反抗这样的污名，可是后来国家的政策开始转向，在预防ＡＩＤＳ的过程中，并不看重Gay社群防艾所面临的问题，Gay社群的资源也面临危机，于是，社群自身又开始重新把ＡＩＤＳ男同性恋化。

这样的来回摇摆可能是我们的宿命，正如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同志社群在天天做着防艾的工作，我们还是说着不要把同志和ＡＩＤＳ划等号这样的话。

不能把两者划等号，当然是千真万确，但是这样的话极其容易理解为淡化在同志领域宣传防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让我们把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系拉得再近些。

那只是因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的否定同志圈子ＡＩＤＳ泛滥的现状，而这样的危机还没有被很多同志知道，传统媒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大量的同志都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之时，可能也是大众也都知道Gay圈子ＡＩＤＳ泛滥的时候，但不能为了所谓的同志形象而把大量的同志们的生命弃置不顾。


不要回避Gay+ＡＩＤＳ

即使是在维护同志权利的旗帜下，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迎接gay被ＡＩＤＳ化的挑战，而不是一味回避。2007年12月1号，天津某报纸在进行防艾宣传时有一个词叫「同性恋患者」，然后一堆电话打进去了，最后记者道歉，这个事可以作为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的隐喻，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害怕说他要来妖魔化gay，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大肆的宣传gay和艾滋病的同时又要防止妖魔化，最大的压制是不理会你，当他要给你妖魔化的时候，你反妖魔化的声音才能出来，而如果没有这篇报导，就没有对这个记者的批评，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反面教材，我们将来所做的工作，不是要提倡媒体少报导，而是要在这个「角力场」上跟媒体的记者进行抗争，对他们进行教育。

孙海英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孙海英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很好的战场，都要来这里来唱戏。我们在提倡同性恋者的权利时，我们如入无物之阵。但是在美国很清晰。美国压制同性恋的声音很大，反弹也很大。但在中国压制同性恋的声音很弱，所以我们常常是一拳砸在棉花上了。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女同性恋不被认为罪，哲学家的茱蒂丝·巴特勒就发表了一个看法，男同性恋可以在被禁止的话语场中发表你反对的声音，但是女同性恋没有被禁止的资格，你就没有办法针对这样一种罪的压制来发出你的声音。中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很强的压制同性恋的意识形态，所以反对的声音也显得很弱。当孙海英事件来了之后，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些声音对于激活社区，激活同性恋话语权，所能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ＡＩＤＳ让我们躲之惟恐不及，然而恰恰是它带给我们资源让我们可以结社丶可以研究丶可以开会来讨论同志人权丶可以和官员对话丶可以争取更多的正面报导，甚至它带给我们妖魔化的一面也可以被我们利用来作为反面的教材，作为发出我们反对声音的一个由头，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使我们忘却：这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它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是一个「未意图的后果」，我们不能忘记，降低这样一场灾难对我们的冲击，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

几年前，我跟一个同志小组的负责人谈话，说起同志政治，ＡＩＤＳ政治，他说：我就认为预防ＡＩＤＳ本身也很重要，不是说一定是为了同志权利才要这么做。这句话一直给我以很大震撼，防病本身就是目的，它可以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因为这样一场灾难使得那么多血肉之躯遭受病魔的侵袭，他们可不是任何目的的工具，所以我不知深浅的呼吁，传统媒体要理直气壮的推进在同志领域的防艾宣传，让更多的同志能感受到危机就在自己身边，让更多的已经患病的同志们可以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从而得到更好的政策和治疗的支持。这样的关注也许没有同性恋权利那样的金字招牌效应，甚至会有污名化的危险，可是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得不丶应该丶必须丶为这样并不高调的目的而迎接那与狼共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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