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他們有名有姓，但因性取向而被迫在主流社會裡當「隱性人」。

為了在現實生活中顯示自己的「正常」，他們互相幫助──男的找「拉拉」（女同性戀者），女的找「同志」（男同性戀者），正正當當地結婚，甚至生子。

他們的「婚姻」被稱為「形式婚姻」或「互助婚姻」，專為同志與拉拉而設的網站和相親會應運而生，潛在市場帶出商機無限。

現象反映了中國同性戀社群突破困境的努力和不得已，凸顯的是同性戀人和中國主流社會普世價值觀的持續拉鋸。

在公眾觀感改變、催生社會更大包容度之前，「同志和拉拉」還需互相幫助下去。


大大的卡拉ＯＫ包房裡，20多名互不相識的年輕男女羞澀地聊天、玩遊戲，互探底細，找尋最合拍的結婚對象。

不過這個相親會上的人從不透露真實姓名，只會用「小李」「櫻桃」等花名相稱。他們最在乎的不是長相個性，而是對方能否配合「演戲」；他們尋找的不是愛情，而是能幫自己隱瞞同性戀身份的「同志」和「拉拉」。

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仍強烈的中國，同性戀者同樣面對巨大的結婚壓力。另類的同志拉拉相親會應運而生，而他們的婚姻被形象化地冠上「形式婚姻」（形婚）和「互助婚姻」的稱號。

三年前和一名拉拉結婚的小陳（30多歲，司機）就說：「家人老想給我安排相親，而且我說話有點娘，有些同事甚至說我變態，讓我很自卑。」

為了顯得更「正常」，小陳和男友商量後，找來一對拉拉協議假結婚。小陳與拉拉沒有正式登記結婚，只是在廣西家鄉大擺了一場婚宴。婚禮後，兩人立即恢復與各自伴侶同居的生活。

小陳說：「如果同事突然上門，我就說『老婆』出差了。結婚照我則放上網，要看的人自己看，也不用擺家中。如果是親戚來，那就沒辦法，得趕緊請拉拉來卿卿我我一下。」

多年前父母在世時，小陳因擔心他們受不了打擊，也曾答應與「正常」女子相親，但當一切就緒要簽字結婚時，他悔婚了。「我當時搪塞說有病，總不能就這樣害了一個女生。」

據學者估計，中國有超過4000萬名同性戀者，其中80％的男同性戀者最終會屈服於壓力和女性結婚。這些被稱為「同妻」的女子，人數估計達1600萬至2500萬。

「同妻」的婚姻注定是個悲劇，部分同性戀者就和小陳一樣，將「形婚」視為避免悲劇的「解藥」。



沒人統計過中國有幾對同志拉拉締結的夫妻，但據中國形式婚姻網站長林海（36歲）透露，近兩年來，隨著更多人接觸這一概念，專為同志拉拉牽線的網站與相親會正迅速增加。

單是中國形式婚姻網目前就有13萬名會員。會員通過網站號召舉辦的相親會，每個月就有一兩個，由出席者平分費用。在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這類相親會甚至可吸引上百人出席。

參與相親會的人主要介於20歲至40歲，來自各行各業。據林海觀察，近年似乎有越來越多來自農村的同性戀者參加。「這不是說農村同性戀者突然激增，只是隨著互聯網普及化，信息更通暢，越來越多農村居民對自己的性傾向有了更好的認識。」


三四成「形婚」夫妻離婚

不過就當「形婚」緩解了部分壓力的同時，它也帶來新挑戰。曾結婚並育有一女的李小姐（40歲，行政主管）說：「一個謊言要用十個謊言來圓，多累啊。『形婚』壓力也很大，因為你得面對不喜歡的人和他的家人。」

離婚後與同性伴侶一起在北京生活的李小姐就選擇「出櫃」，向家人坦白。「我女兒12歲，她問起時我也不隱瞞。出櫃不容易，但起碼自己父母是愛你的，最終也希望你快樂。鄰居閑言閑語不少，但有家人支持，我們就能變得更堅強。」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成了「形婚」的定時炸彈。林海說：「有些同志和拉拉，因父母同住一個城市，婚後不得不住一起。生活上的摩擦，有時還會影響自己與同性戀人的感情。」

即便多數同志和拉拉婚前辦好財產公證或乾脆不正式登記結婚，以免離婚後爭財產，但平日互訪家長時，紅包由誰收，誰應出錢買禮物等都會引發口角。

特別是孩子這個課題格外敏感。媒體上個月就爆出，一對「形婚」夫妻因女方未能如協議生下雙胞胎，又沒將獨子撫養權歸給男方，而鬧上北京法院要離婚。

林海估計，約三至四成「形婚」夫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但依然有部分人堅決選擇「形婚」。自己已「出櫃」的林海輕嘆說：「那畢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要出櫃也得看環境條件；如果父母年邁有病，誰敢說真相。」


同性戀活動場所增加

隨著社會更開明，中國同性戀組織與活動場所逐步從地下走向地面，為同性戀者提供發聲平台。

幾乎每周都到夜店狂歡的23歲大學生，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旁的著名同志夜店，如數家珍般向記者介紹北京同志好去處。他說，自己從不愁沒地方去，因為中國每個大城市都有一兩個大型同志娛樂場所，而我們當晚所處夜店，據說就因客似雲來，在去年擴建，添加一層樓。

除了娛樂場所，專為同性戀者服務的公民組織和中心在中國也越來越多，而且當很多亞洲國家的機構仍以「粉紅」「戀愛的自由」等詞彙暗示機構的功能時，中國組織選擇坦然地標榜身份。

北京同志中心執行主任魏建剛（35歲）說，中心主辦大型活動時從不避諱在宣傳中提同性戀。偶爾雖有警察「上門了解」，他認為那不是針對同性戀，「只是擔心活動形式會激發不和諧的聲音」。



位於北京鬧市的老唱片咖啡屋同樣選擇不掩飾──咖啡屋大門的招牌顯眼地抹上同性戀標誌性的六色彩虹。

老板Samon（41歲）和相伴14年的張先生（50歲，翻譯員）去年開設這家咖啡屋。他們都因同志身份而在職場上受挫，並認為人們是不了解同性戀才心存排斥。他們希望咖啡屋能扮演兩個群體間的橋樑，目前每週在咖啡屋舉辦的同性戀課題講座，就開放給公眾參加。

同性戀活動場所讓同性戀群體有機會自在地發表看法，展示真實的自己，但魏建剛認為，中國同性戀者仍屬「隱形群體」，每次活動結束後踏出那扇門，多數同性戀者瞬間就又掩飾起自己。


中國人怎麼看同性戀？

中國對同性戀的包容度越來越大，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國家更甚。但要被完全接受，同性戀與社會間的拉鋸戰才剛開始。

直到1997年為止，某些同性戀行為在中國仍屬違法；直到2001年，同性戀才得以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但這一切正在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兩性問題專家李銀河三年前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80％中國人認為同性和異性戀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另外，91％中國人認為同性和異性戀者應有同等就業機會；而在其他調查中，約八成美國人有同感。

李銀河認為，社會觀念改變在於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她說，中國的政治尺度已更寬，媒體對同性戀的報導也更中性，這營造了更包容的氛圍。例如中國官方電視台央視，今年7月就公開批評發表反同性戀言論的著名演員呂麗萍。
 
呂麗萍當時轉發一名牧師的微博留言指同性戀是「羞恥」「罪惡」的，並加上「給力」「弟兄姊妹轉起來」的評語，旗幟鮮明地反對同性戀，引起熱議。

與此同時，願意和同性戀者做朋友的人，據調查是約60％；願接受同性婚姻的只有20％左右。

李銀河樂觀相信，同性戀和社會普世價值的拉鋸戰是個必要過程。「以前不是連異性自由戀都不准嗎？這都需要時間。」

大多數受訪民眾不願評斷同性戀的對錯，但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他們對這個違反普世婚姻觀念的現象就是有種說不清楚的抵制，感到很不自在。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宋丹丹在談論呂麗萍的反同性戀言論時就坦言：「絕大多數母親如果發現孩子是同性戀，恐怕都會恐慌，我們需要時間使大家提高對生命和世界的認知。討論如果變成討伐，就失去了原本應有的更大意義。時間是最好的老師，我們不推時間做事，順其自然才會水到渠成。」



我不太能接受同性戀，但如果已是朋友，然後才告訴我……（能否繼續做朋友）這實在不好說，太複雜了。──周傑（25歲，保安）

不久前剛得知朋友是同志。出門時，路人是會過多注意他們，但我不在乎，大家是朋友嘛。同性戀者其實和我們都一樣。──阡陌（30歲，行政主管）

我是沒碰過。如果看到，我不會說什麼，也不會死盯著看，不過會保持距離，因為總覺得怪怪的。──高雲喜（42歲，德士司機）


同志圈愛之病病例倍增

感染愛之病的中國同性戀者5年來倍增，令人關注。截至2011年9月，中國累計報告的愛之病患者已達42.9萬人，而據中國衛生部官員上個月底在北京一個愛之病交流會上公布的數據，經同性性傳染的病例已占目前存活病人的17.4％。

每年新發現的病例中，同性間的愛之病傳播速度也明顯上升，2006年只占所有病例的2.5％，今年首9個月已達13％。

關注愛之病問題的全球ＭＳＭ與ＨＩＶ論壇常務執委甄里說，如何盡早發現病患是防治愛之病目前最大的挑戰。要扭轉趨勢，中國需增加防治項目投資，並提高查找病患的能力。

甄里也呼籲政府支持非政府組織的設立，並協助社會摒除對愛之病患的歧視。

至於社會歧視，甄里說：「只有消除偏見，人們才肯現身接受檢查，這才能解決病患難找的問題。」

愛之病的傳播是一大頭痛，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學者張北川說，愛之病迫使主流人群和同性戀者團結起來，而隨著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被投入對抗這個病毒，同性戀社群在政治、文化方面也會跟著活躍和崛起。

「必須說明，不論有無愛之病，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同性愛者最終都會得到被普遍認可的生活空間，但愛之病提供了『主流』與『支流』交集的重大機遇，極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對一個人口少數族群的關注。」


本文原載：《聯合早報》早報星期天 中國心跳版 201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