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與梅毒與淋病一樣，都是性病。但不幸的是前者被利用為攻擊同性戀的借口，這說明身體的疾病是自然現像，但也同時是社會現像。
當宗教人士利用愛滋病以「証明」同性戀錯誤，他們以為這次終於找到機會可以在不訴諸宗教經典的情況之下，以「事實」証明同性戀錯誤，殊不知這種指責始終是一種客觀的偽裝而荒腔走調。
我說這種指責是一種客觀與科學的「偽裝」，因為事實一點都不客觀。第一，這些反對同性戀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不是在愛滋病出現后才以「事實」來反對同性戀的，早在愛滋病出現之前，他們就大力以宗教理由反對同性戀了。
這種所謂的「証明」，意義不大。如果愛滋病有一天不再是絕症，他們是否願改口說同性戀正常？如果有沒有愛滋病，他們都以為同性戀是錯誤，他們所謂的「証明」根本沒有科學上的意義。
第二，早期愛滋病患者中，最多的是男同性戀，現在不少是異性戀男人，女同性戀者一向來少之又少。但這些宗教人士是否願按他們客觀的標准，因此結論男同性戀罪惡，但女同性戀ＯＫ？
第三，早期愛滋病患者以男同性戀者居多，也不過是那些好肛交與多性伴侶的男同志。但事實是，不是每個男同志都好肛交，異性戀者中好肛交的大有人在，也不是所有的男同志都縱慾或擁有許 多性伴侶。那些自詡客觀的反同性戀者是否願按客觀標准，結論只有肛交（無論同性戀與異性戀）罪惡，只有擁有許 多性伴侶的同性戀錯誤？
第四，如果愛滋病的出現可以「証明」同性戀錯誤，那在愛滋病之前，梅毒與淋病是否可以用來「証明」異性戀錯誤？為甚麼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聽說有人用這些性病來証明異性戀錯誤，現在他們卻用性病來証明同性戀錯誤？這是甚麼標准？
愛滋病與梅毒與淋病一樣，都是性病。但不幸的是前者被利用為攻擊同性戀的借口，這說明身體的疾病是自然現像，但也同時是社會現像。有關於身體的疾病作為一種社會現像加以研究的論作中，傅柯的《癲狂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和《物的秩序》是其中三本不應錯過的精彩傑作。
傅柯在《癲狂與文明》一書探討癲狂與身體疾病的知識是如何產生的。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作者強調現代醫學的誕生不是一個屬於醫學技術的問題，而是詞與物的關係問題，一個可見之物與不可見物發生了變化；身體的疾病，因為語言和目光的重新配置而被「發現」了。
如果有朝一日愛滋病不再是絕症，他們是否准備改變相信同性戀罪惡的立場？由此可見，愛滋病作為同性戀天譴之說，只是一種假裝客觀與科學，充滿成見的說詞。
由是觀之，身體的疾病由一套知識論所定義，這套對疾病的知識論往往建立在以道德評判為基礎的基本結構之上。某種疾病可以被解釋為罪的咒詛或天譴，進而為病人貼上標簽。在西方中世紀的教會傳統中，麻瘋病曾被視為一種「不潔淨」的性病，是一種對性濫交者的天譴。麻瘋病人被視為「活著的死人」，教會對麻瘋病人的處置類似對死人的處置儀式，必須與社會完全隔離，麻瘋病院成了麻瘋病人唯一的去處。
在１５世紀之后，西方教會對麻瘋病又改觀，麻瘋病的「地位」被梅毒取代。至於２１世紀，恐怕梅毒的地位又被愛滋病取代，愛滋成了同性戀的天譴，屬於同性戀的疾病。這種對疾病的分類法，按傅柯理論，是古典醫學的分類醫學，把疾病化分為科、屬、種的等級系列。
這種抽像的化分法其實充滿了道德成見，是一種偽裝客觀的主觀道德的陳述而已。中世紀賦加於麻瘋病人身上的價值觀、意像、意義，如今轉移至同性戀那裡。傳統基督教會企圖以愛滋病來「証明」同性戀罪惡，但早在同性戀出現之前，他們就以為同性戀罪惡了，如今「証明」之說從何談起？再說，如果有朝一日愛滋病不再是絕症，他們是否准備改變相信同性戀罪惡的立場？由此可見，愛滋病作為同性戀天譴之說，只是一種假裝客觀與科學，充滿成見的說詞。
愛滋病為天譴，以「証明」同性戀錯誤，不過是以異性戀霸權為主導的社會文化與價值建構的知識，卻偽裝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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