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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人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他与卫生部副部长一道，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授予艾滋病防治特别奖项；而他自己却说，「我就是一个医生。」

为了从事同性恋研究，他不仅放弃了自己擅长的皮肤科专业，而且被医院领导无端剥夺了行医资格，被迫栖身于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开展工作。「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的权利，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我要为这些边缘人争取空间。」

张北川的经历被媒体曝光后，这个充满书生气的知识分子被冠以「斗士」「最有勇气的人」之名。

但从事了近20年同性恋研究的他，却始终在质疑自己的工作，「有些东西，我是悲观的，这辈子我可能都看不见了。但我来了，做了，就对得起医生的良心」。


「他们是正常人」

张北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的。

那是在1989年。当时，他还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大夫。「我的一位老师，被揭发出是同性恋，受到恣意侮辱和伤害，逼得他想跳楼，站在楼顶上号啕大哭。」这件事给了张北川很大的震动。「他是一位很优秀的皮肤性病科医生，富有献身精神。有一次，为了研究一种皮肤病，刻意让自己染病。然后，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切下自己被感染的皮肤做实验。」

但对于老师的遭遇，他却无能为力。张北川发现，自己对同性恋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他开始研究同性当中相互爱慕的现象。

「那时，我常常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医院和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300多种医学期刊，我一期一期地翻，找相关的文章。」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每次去图书馆借的书总是非常多，以至于不得不用两个大菜篮子，把它们提回来。

在研究的过程中，张北川又开始了写作。为了抓紧时间，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字条：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

5年后，张北川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

「我习惯用『同性爱』，而不是『同性恋』。同性恋这个词已被污名化，我希望鼓励和支持一种富有情感的性关系。」

在这本书中，张北川指出，同性恋的形成与先天因素和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有关，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社会都有2％～5％的人是同性恋者，「他们同你我一样，也是正常人」。

《同性爱》出版后，张北川本打算回去继续从事皮肤科研究，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放不下了。「我接到无数封充满了彷徨丶无奈丶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

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写道：「像我们这种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过，追寻过，但最终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

张北川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而是一个人群，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我受的是小难」

1997年，张北川决定放弃皮肤科专业的主要工作，投入到同性恋的研究之中。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防治任务的迫切性。

这一年，张北川对中国同性恋人群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他惊讶地发现，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和性伴侣的不固定，艾滋病正在这个人群中迅速蔓延。

「中国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性解放的潮流，80年代以来它正好和艾滋同步出现。多少大一些的城市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gay（指男同性恋者）的浴池，人们在这里边可以不受限制地发生性关系。」

当时，他就预言，在血液传播得到控制后，男男之间的性行为将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高危的途径。

2009年末，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传播总数的32％，超过了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但在那个时候，张北川的预言并不被重视，而且他的工作还被很多人们误解，甚至是打压。

从1999年4月开始，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他被迫搬离医院，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继续工作。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研究同性恋是张的个人决定，没通过组织」，「张北川有精神障碍，他是政客……」

即便如此，张北川也没有放弃他所选择的事业。「我受的只是小难，不是大难。相比河南省某医生因为向国家上报艾滋病实情而被县长处分调离公职丶高耀洁教授拍的艾滋病胶卷被强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们好得多。」他甚至调侃地说，「几年前，有人往我们办公室门上泼屎尿，这几年起码是没有了。」



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对自己遭遇的感受，他无不感慨地说：「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

张北川的处境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叶干运丶戴志澄丶刘达临丶李银河等21位专家更是联名呼吁改善他的处境，认为医院「剥夺他行医权利和教学权利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有关方针，应当积极纠正」。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更是气愤地说：「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张北川说，他之所以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个人待遇的问题」，而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他说，「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种危险：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我只是个符号」

在很多同性恋者看来，张北川最大的贡献则是创办了一本杂志──《朋友》。

这本诞生于1998年初的杂志，最早记录的大多是他与各地同性恋者的书信往来。他说，「我想通过它来引导他们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终达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目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应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取了这个名。」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朋友》已成为影响同性恋者最多的健康教育读物。

美国专家曾在中国对300位同性恋者调查，发现有49％的人看过《朋友》。如今，这本内部杂志，已被包括国家图书馆丶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在内的世界多所图书馆所收藏，成为研究中国同性恋人群的重要资料。

虽然，张北川谦虚地认为「这个事情是很多人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个符号」，但业内没有人忽视他的贡献。

2000年，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将首届年度奖颁给了张北川，以表彰他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丶预防和关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一奖项称赞他的工作「让人看到了光芒，因为他鼓舞了周围的人」。

2007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向张北川颁发特别奖项，奖励他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同时获奖的还有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说，这两位获奖者一直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前沿，而张北川的工作却是在默默无闻的最基层。

对于这些奖，张北川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而不是个人的荣誉。他说，当下同性恋者受到的各种歧视，「对我也是一种折磨」。

在他调查的1100名男同性恋者中，60％的人感到极度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38％的人遭到过侮辱丶性骚扰丶殴打丶敲诈勒索……

他说：「如果我们用歧视把同性爱者推向边缘，导致的只能是仇恨和报复，遭殃的不还是整个社会吗？」


《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20090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