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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留下遗言给后继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应该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应用到新的语境：「同志」从政治辞汇，戏剧化地转变为几千万华人同性恋者的共同称谓；而「革命」则进入到人性与伦理深处。

一九八九年，香港导演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同志电影节」，是这个语境转变的开端。将同性恋称为「同志」，林奕华明确说正是借用了中山先生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进步空间」，他希望性别议题能引起超越社群的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自此之后，「同志」成为同性恋者的中文代称，开始在华人世界风行。

曾经「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同志」的中国大陆，如今不会有人再用「同志」来打招呼了。若被老一辈人称呼上一句「同志」，还要不好意思地笑一阵子。政治从生活中的退潮，总是以打破禁忌的性话题开始，「同志」的含义变迁，也彷佛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二零零六年，中国政府卫生部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资料——五百万至一千万。而据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估计，中国内地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三千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两千万，女同性恋为一千万；著名学者李银河则根据社会学依据的同性恋者占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应该有约五千万人。

陈迈（化名）是在深圳工作的名校毕业生，在收入颇高的文化机构工作。他六岁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男孩子的亲近感，高中时代第一次恋爱的感觉，是对班里的男班长，当然，他没有表白，对方直到今天仍毫不知情。大学时代他交往第一个男朋友，然后是第二个丶第三个丶第四个。不可能走向稳定的婚姻关系，也令陈迈和他朋友的感情难以长久维持。但他仍然很努力，说自己「一辈子都要为爱而活」。

陈迈只有很少异性恋男性朋友。他有时甚至不知如何与非member（成员）男性交往，那种微妙的分寸感让他担心会被别人辨出身份。毕竟，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丶娘娘腔丶变态……这类言语和认知的歧视仍非常普遍。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是人的本能。陈迈和朋友们有自己的圈子，只有与圈中人才能深入交流，彼此信任，圈外的人想要进来很难，除非你被判定为「gay-friendly」（对同性恋友好者），因为对圈外人究竟能否信任，他们心中没底。

三十五岁的他如今和男友感情稳定发展。但他去年结婚了，和一个认识了不到一个月的女孩。女孩是个「拉拉」，女同性恋。他们的一纸婚约，是对彼此家庭的交代。「父母已经快把我逼死了」，陈迈说，而他根本不能想像和父母坦白身份的可能性。圈子里，他们管这样的「解决方式」叫「形婚」，形式婚姻而非事实婚姻。在陈迈看来，在无力对抗强大家庭压力时，相比起欺骗一个毫不知情的姑娘，这样协定式丶互助式的婚姻，是最不坏的办法。

他和「妻子」不住在一起，婚前他们签订了一份民事财产协议，包括未来赡养老人的责任，也明码标价地计算清楚。每年春节，她陪他回一趟老家。

这样的婚姻生活已经过了一年多。陈迈说：和「妻子」并没有很多话说，而在外人眼里，他们是才子配佳人，一切都很完美。陈迈和男友仍然在一起，他们希望领养孩子，但在中国法律里这不可能，而他是否要和「妻子」生个孩子呢？面前的伦理困境越来越深。

陈迈的故事在这个圈子里并非特例。他的许多朋友都违心进入传统婚姻生活，有些女方知情，有些女方甚至不知道丈夫真实身份。有的父母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希望孩子「正常」结婚。周围强大到足以令人绝望的氛围，让他们中许多人宁可选择一辈子隐形。



一项民间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的五千万同性恋者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完全在人群中隐形。零九年，一份民间制作的《中国同性恋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关于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百分之五十点二的人不会对任何人表明自己是同性恋；百分之二十九的人只会对要好的朋友说；有百分之十一的同性恋者只会对陌生人说自己是同性恋；只有百分之一点三的同性恋者会对家长说；表示不介意对所有人都说的人只占百分之八点五。

这份报告还显示：同性恋群体的最大压力来源，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的人认为来自家庭；百分之二十六的人觉得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百分之十四点二的人想到这条路会让自己孤独终老便会压力巨大；百分之十二的人觉得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对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恐惧；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三的人觉得同性恋没什么压力。

同性恋问题在中国大陆得以公开讨论是从八十年代开始。

一九八五年，《祝您健康》杂志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同一时期，同性恋群体开始组织起来，做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但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同性恋仍被指责为西方人腐朽没落的罪证。


公安部态度改变

一九九一年，安徽省无为县发生一起被举报的女性同性恋者同居案件。当地政法部门和公安机关难以对此定性，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公安部的答覆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丶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条批覆被视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首例司法解释，并且成为日后警方处理此类问题时的参考依据。这起案件被称为「新中国同性恋第一案」，标志着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非刑事化态度的开端，也被政府视作中国在同性恋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

一九九二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和作家王小波在香港出版其关于北京地区男性同性恋者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们的世界》。《中国青年报》专门报道了这则消息和这本书，称为「走近奇异的群落」。随后，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引发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广泛关注。一九九四年，张北川出版理论专著《同性爱》，是内地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一九九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取消了一九七九年《刑法》第六章第一百六十条的「流氓罪」条款。因为当时部分地方的司法审判按照「流氓罪」来惩罚同性恋行为，「流氓罪」的取消成为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重要一步。

一九九八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二十五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三千六百万至四千八百万。

二零零一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同性恋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被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认定。此后，随着资讯流通与开放，社会上的同性恋歧视现象大大改观。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新闻出版部门严格限制同性恋题材的出版，广电总局禁止同性恋影视节目播放，互联网会不同程度地审查丶限制同性恋网站（将之等同于色情网站），人们在学校等正规教育渠道，也无从获得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知识；而为社会所知的同性恋，多半与卫生部门发布的艾滋病资讯相关。零九年十一月，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而在新发感染中，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NGO爱知行研究所的发起人万延海对这样不对等的资讯表示抗议：选择性开放的资讯渠道「容易误导公众，让公众简单地以为同性恋就会得艾滋病，认为同性恋就等于艾滋病」，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歧视。



万延海曾是一名医生。一九九四年他创办了「爱知行动专案」，一边关注同性恋者权益，一边开展艾滋病教育与防治工作，并持续至今。

像万延海这样，致力中国「同志」权益维护的个人和民间组织还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也是敢于「出柜」的少数名人之一，零五年，他策划的首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辗转亮相，尽管最终遭到了公安部门打断，勒令停止，也引起相当的社会关注。

而出身高干之家的前《源流》杂志副总编辑吴幼坚，在花甲之年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成为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二零零八年，广州成立中国第一个同性恋亲友会，吴幼坚出任会长，并负责亲友会热线电话的接听。她对儿子的公开支持，也为她引来了大量的同性恋铁杆粉丝。粉丝们亲切地叫她「坚姐」。

广州的大学生同性恋者豆豆创立了「朋友公益」，这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改善大学生同性恋者生活质量的团体。豆豆的第一个男朋友曾经无法面对自己的身份，「他相信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同性恋者」，最终这让他们痛苦地分手，但豆豆也由此开启了公益之路。「朋友公益」如今会在大学城附近定期举办聚会丶主题讨论，也在朋友圈子里普及健康常识，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二十年宽容之路

在学者张北川看来，西方对同性恋者从普遍歧视到相对宽容，用了几乎一百年时间，而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从非刑事化丶非病理化，直至日渐人性化的艰难历程，仅发生在二十年间。

「革命」远未成功，「同志」身份并不特别受政治限制，但被主流社会丶尤其是传统家庭接纳的程度，在中国大陆，还刚刚起步。


本文原载：《亚洲周刊》二十五卷　十七期 2011-05-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