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還在為《殺戮的艱難》（行人文化）一天到晚跑場演講，張娟芬最近又因為忙著《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時報文化）這兩本書的重新出版而熬夜工作了。自從十多年前離開報社不上班之後，很多人都覺得她「一直不工作，是一個很對抗的姿態」，但只要讀一讀《殺戮的艱難》或者新版的《姊妹戲牆》，你一定會同意我的感覺——說她不工作實在是冤枉了她；相反的，那些力透紙背、既輕盈可讀又充滿論述見地的文字，說明了背後需要累積多少的辛勤和努力，從而便能看見她有多用功了。

張娟芬，在台灣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中不可能不遇到的名字，1990年代中期，當婦運界因女性主義和女同志主義彼此遭逢而激動、不知所措之際，她直面這令人難解的議題，一頭鑽入研究，譯介《同女出走》，又寫出本土經驗論述的《姊妹戲牆》，還因為「看到女同志圈好玩的戀愛故事」，進而投身無數時間進行訪談，寫出了《愛的自由式》，為台灣拉子的性別主體和情慾關係留下了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2010年，當死刑執行的議題沸沸揚揚，她依舊毫無畏懼、閃躲地出版了《殺戮的艱難》。

這個渾身充滿正義感的女子，從我認識她的二十年來，一直都瘦，一直都有雙清亮澄澈、湖水般平靜而深邃的大眼睛。彷如俠女一般行俠仗義、武功了得的她，卻不怎麼讀武俠小說。我好奇她的正義感從何而來？

「我看見有人受苦，就本能的不舒服。也許有時我會躲開，因為我沒辦法在每一時每一刻都去戰鬥，我也常常打不贏，無法更正那個不正義。但是我心裡不舒服。」她並不標榜自己，反而說「也許那不是主持正義的正義感，而比較是對於痛苦有同理心。」因為從小就這樣，「所以像本能一般的難以解釋。」

聽張娟芬演講，常常忍不住莞爾，卻又有著醍壺灌頂之感，因她說起話來既是巧笑倩兮、語帶幽默，同時卻又立論犀利、切入要點，跟讀她的書一樣，真印證了「文如其人」一說。從1991年還是個大三學生的時候，她開始了女性主義和同志議題的思考和寫作。二十年來，當「女性主義」從洪水猛獸一度變成時髦流行，然後又被打上「政治正確」的烙印，潮流起起伏伏，她對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從來不曾改變，對她而言，「女性主義是內建在我的想法裡的，但上大學讀到女性主義，讓我的想法有了一個名字。」這其中包含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同時也因為她感覺到「我們文化對於女性特質是壓抑貶損的，因此在閱讀女性主義與參與婦運的過程裡，我明白我也想要追尋女性價值，諸如溫柔，感性，體貼之類的。」這與她剛柔並濟的氣質，乃至用文學的感性之筆，為人權、正義而奮戰的書寫，若合符節。

回顧完成於「青春時期」的《姊妹戲牆》一書，張娟芬說：「那是我對異性戀霸權下的戰帖，行文除了哈姆雷特式的舉證分析，亦偶見唐吉訶德式的氣急敗壞。」 今昔對比，她看見了自己「以前火氣好大，而現在和緩許多。」理由一方面是時代已有所改變，「那時候真的比較糟」「想想那個時候，要辦同志遊行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事。可是現在卻有三萬人參加遊行！」另一方面也與自己十年來的生命歷練有關，面對「現在的你跟十年前有何不同？」這個提問，她明快地回答是「世界觀」，以前的她「想分析清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用社會運動與我的寫作去匡正那個錯。」現在她眼中的世界卻是「相欠債」，雖然仍在乎是非對錯，但她知道，「個別事情的對錯，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裡頭看，未必是那麼絕對。」也因此現在她更希望「追求和解」，不想再畫出對與錯之間的楚河漢界，而是想「尋找一個修復關係的辦法。」

「以前我的筆比較凌厲。現在溫厚許多，因為留點餘地，大家才有和解的可能。」隨著年紀增長，「漸漸有些比較自省的態度。知道不可以老是自以為義，因為在不同的事情上，我可能也有欠別人。」此外，她也體認到台灣是個命運共同體，「即使我可能討厭某種政黨傾向的人、某種性別立場的人，我們還是命運共同體。」她認為，「人必須互相完成。如果別人都淪為獸，我也做不成人。所以只好積極去把世界變成一個比較溫柔善良的地方。」



《姊妹戲牆》和《愛的自由式》雖是舊作重新出版，但前者張娟芬花了不少力氣增補時事，還增加了更早以前所寫的四篇文章，作為台灣本土同志論述的歷史見證；至於《愛的自由式》，她說：「當年就寫得開心，現在重看還是會笑，喚起回憶，重播了受訪者當年說話的語調與神情……」新版主要是將同志團體的資訊更新。

重新出版這兩本女同志本土經典，作者心目中「想像的讀者」是——「懷舊的與我同世代的拉子，因為搬家借給朋友等種種原因曾經擁有過這兩本書但是卻不翼而飛的；年輕的男女同志需要一點分析現實的武器；還有所有關注性別平等教育的人！」

作家胡淑雯算是第一類的讀者。十三年前，曾因婦運分裂事件造成「運動傷害」以致「血都冷了」的胡淑雯說，「於今，重讀娟芬這本書，我的血輕輕滾燙地溫熱起來……」



本文原載：金石堂網路書店 - 出版情報；＊文中張娟芬照片，由時報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