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活動的場景與鏡頭，轉到香港後嬰兒潮時代，充滿遙遠而散亂記憶片段的座標。我坐在香港大學舊學生會的「學苑房」，那是一個奇怪的香港文化考古空間，幾年來不同政治意識形態，例如後來被稱為「國粹派」、「社會派」、「逍遙派」與「不讀書派」輪流接管的大房間，牆邊、地上、書架、書檯上，都堆滿不知年月時代的書刊與雜物。1981年夏天，我畢業在即，好奇心加貪心，終於像田野考古學一樣，做了一次小規模的挖掘工作，挖掘的成果包括由二戰前至七十年代初不同期學數的舊《學苑》、一整套戰前戰後的香港大學生活圖片，衣香鬚影、華海洋雜處，是一個超越我們在戰後政府廉租屋長大、禁止研讀現代中國與香港歷史的青少年的認知世界，是Cultural Shock！

更大的Cultural Shock！是在滿地的故紙舊書堆中，找到一本書，名為《中國同性愛史錄》，厚甸甸的一本大書，是非賣品, 厚厚的一本，是資料豐富的奇書，作者是小明雄。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中，這是一本充滿禁忌的書。


一本充滿禁忌的書

對作者小明雄有點印象，就是那個想曾常來學生大樓「遊盪」的小鬍子，穿貼身白褲的小伙子。笑起嘴唇像Ｏ了嘴的獅子狗。有一次，《學苑》搞了一次小型講座，討論現代中國同性戀發展，不知反應如何，但我因為要上課，沒有參加，但同性戀vs現代中國，是對現存政權與主流文化，都具100％的顛覆性。在後殖民代香港，同性戀是被禁止討論，主流傳播媒介都是由保守的中產階級主導，品味下滑，對同性戀者，特別是男性同性戀者，諸多歧視攻訐。

近一百五十年香港的殖民歷史中，同性戀者從沒有得到正面的對待及描述，70年代的電視仍常見到所描述的男同志性饑渴、女人型，女同志則是身份隱藏，像周星馳的《龍過雞年》中均暗示同性戀者的殺人動機……直至反歧視法通過後才有改善。

後來我到《資本雜誌》工作，看見一個常在公司出出入入，很勤快的小鬍子──吳小明，他把我拉到一邊，跟我說他有一個筆名──小明雄。


名字之迷

他問我曉不曉得「小明雄」是什麼意思？我說「小明雄」不就「小明雄」：然後他揭露，「小明雄」代表文化人物的名字。我對他作為同志這方面的了解不多，但在傳媒機構共事，我認為他是一個很用功 的財經記者，而做新聞的方式也常挑戰報紙的極限。還記得我在《華南經濟》當總編輯時，他是財經高級記者，他寫的東西，內容非常複雜，也千頭萬緒，例如一趟他做一個關於啟德機場的比較，竟以20Ｘ30吋的表格方式呈現，列出十數建築設施的規格，動用了三至四版處理這個特輯。而任何做過報紙的人都知，這是沒有可能的，但這是他宿夜達旦去做的，儼如一個研究報告……特輯最後縮成兩版，非常簡化；而這在後來在《資本雜誌》中多次重複發生同樣的場境。


他沒有勾引過我

小明雄是我認識的香港唯一的電訊新聞記者（當然這是沒有人真正認定的身份），他個人的成就不只囿於他的《中國同性愛史錄》，他也是一個出色的財經新聞記者，可惜他做的是一些冷門的新聞，而他的表現得不到應有的認可。過了幾年我轉工，仍有做同事的緣份，我們在採訪部有經常的接觸，也經常找他。他是一個很喜歡說話和講「難gag」的人，他有一點camp味，不算太重，稍走漏眼都不覺是gay，畢竟，他也沒有勾引過我。

後來他回大陸生活，偶爾回港一行，都會約我到大會堂高座餐 廳聚會，天南地北都會講，最記得, 也差不多每次見面他都會提到的是，自己半生的戰爭：他想控告哈佛大學某教授在沒有加注釋而引述的情況下，用了《中國同性愛史錄》之四分三篇幅作為自己的著作，而這著作最後得了獎。每次說起都口沬橫飛，這話題談了七、八年，他跟我討論過這事，其複雜性在於要到美國打官司，而花費難以估計，最後也就不了了又了。我覺得這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事件。

他當時便有一個想法：「香港該發展Ｇ Culture，同志社群是個非常富裕的社群，只要身份得到認同，他們其實操控着室內設計、家庭用品等消費市場……」他這番話是90年代中說的，其後再沒有收到他的電話才知道他回了大陸，再其後向人打聽他的下落才知他已經離開了世界，走得很低調。

他是個從古文化到New Age都可討論的人，通過小明雄的口，我對Ｇ people的文化認識多了許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