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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這個鏈接，呈現在眼前的是同性戀情侶情人節在前門拍婚紗的報導，章義等兩對同性戀者的親昵照片赫然在目。

ＣＣＴＶ（中央電視台）的網站也報導了這一新聞。新聞後邊還有一個態度調查。在8萬多的總投票數中，75.69％的人選擇了「男女同性戀都接受」，93.34％選擇了「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這是一個讓人大跌眼鏡、完全跟常識相悖的調查結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著名同性戀權益倡導者李銀河博士2006年發佈的《在同性戀問題上的公眾態度》調查報告。只有27.3％的被調查者支持同性戀婚姻，高達70％的人持反對態度；只有20.8％的人認為同性戀沒有錯，相反有37.8％的人認為「完全錯誤」。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公眾態度調查，樣本在全國隨機抽取，結果應有相當的可信度。

為甚麼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其實答案很簡單。去前門參加拍婚紗照活動的是他們，呼朋喚友去ＣＣＴＶ網站投票的也是他們：同性戀志願者。他們的人數或者不多，但他們爭取自身權利的強烈願望和行動力，呼之欲出。

著名公益組織愛知行研究所的所長萬延海一直在關注他們的行動。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拍婚紗照這一活動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是，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標誌著中國同性戀者作為公民社會中的一種力量，正在形成中，甚至已經形成了。」


中國「同運」的里程碑

在萬延海看來，1993年可謂中國的同性戀元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整個社會呈現改革開放的態勢。很多思潮發展到這時，對同性戀的沉默已經變成不能容忍的事情。」

這一年，王小波、李銀河夫婦合著的《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一書出版；萬延海在北京舉辦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化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午夜直播節目裡，高談闊論著同性戀的權益問題。

「這對公眾啟蒙，特別是對同性戀人群的意識喚醒，起到了重要作用。」萬延海說。

也就是在這一年，章義在北京地鐵裡看到媒體上的同性戀報導，生活軌跡被決定性地改變。

如果說章義的自我認同之路是一部典型的血淚 史，那麼同樣參加拍婚紗照的女同性戀者丹娜的成長簡直稱得上是一帆風順。「我跟他有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我們不是一代人。」

來自大城市的丹娜是隨著互聯網成長起來的80後一代。她初一情竇初開、被同性「電到」的時候，剛好是互聯網興起的1998年。

從一開始，丹娜就自信自己是很正常的。現在在北京一所名校讀研究生的她從不刻意去隱瞞自己的身份。當被邀請參加拍婚紗照活動時，她沒有猶豫就答應了。

1998年，是同性戀發展無可爭議的拐點。這一年，拍婚紗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北京「同語」（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組的負責人閑，在經歷了遍尋圖書館找不到中文同性戀書籍、只能苦學英文啃原著的漫長黑暗時期後，終於發現了一片「碧海銀沙」──第一個拉拉聊天室。「當時全中國就只有20多個拉拉找到那裡聊天，那時候還沒有組織，是『找到了彼此』的感覺。」

「互聯網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它使得隱蔽性的群體呈現爆炸性的發展。」 萬延海說。

中國法律環境的逐漸改善也有利於同性戀運動的發展。1997年的刑罰修正案裡，刪除了流氓罪的條款，壓得同性戀者喘不過氣來的一座大山被搬走了；2001年，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通過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中，同性戀是「性指向障礙」這個診斷也被徹底地刪除了。

既然同性戀既不違法，又不是病，還有甚麼拿得上台面的理由阻止同性戀者爭取平等權益呢？


隱形的禁忌

那麼，中國同性戀群體如今究竟面臨甚麼樣的生存狀況？

在「北京同志文化活動中心」，男同志願者組織、愛白文化教育中心的負責人江暉拿出一張國際ＩＬＧＡ組織發佈的ＬＧＢＴＩ Rights in the World地圖，指給記者看。在承認同志權利的紅黃色地帶和嚴厲處罰同性戀者的藍紫色地帶之間，是廣漠的灰色地帶，中國就處在這個地帶上，即：既沒有明確的禁止性法律，也沒有支持性和保護性法律。

「在我看來，（中國同性戀生存環境）是中間偏上一點。我完全不擔心政府會打壓。我們對於風險都是做過評估的，活動形式上也會相對溫和。」江暉自信地說。

反而他比較擔心中國的地下教會。他告訴記者，中國有很多國外背景的地下教會在活動，有的帶有非常強的原教旨主義色彩。他們發現有些教會在秘密地做一些同性戀矯正的培訓。做活動時，有時會遇到宗教人士來對峙。雙方處於完全不同的語境，沒法對話。

而對於缺乏政府資金支持、完全靠自己募款的女同組織來說，身份的困擾似乎更大一些。北京「同語」（Common Language）女同工作組的負責人閑介紹說，在中國同性戀組織無法注冊，難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沒有身份就很難爭取捐款，因為很多慈善機構不會捐款給沒有注冊的組織。其次，不清楚政策界限在哪裡。比如，2005年12月，北京同性戀文化節就因其敏感性被叫停。

中國究竟是否存在對同性戀的歧視？萬延海介紹說，中國學界歷來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中國文化裡不存在對同性戀的歧視，另一種則認為歧視特別大。「某些宗教裡那種對同性戀明確的歧視在中國的確沒有。但必須孝順、成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些主流觀念），其實不得了。有些學者簡單化地說，我們的文明沒有那種歧視。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

但文化層面並不是根本問題之所在。西方同樣存在反對同性戀的強大的保守勢力，但萬延海認為，中國同性戀者的生存狀況跟西方比，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社會是分化的，但是不同的聲音都能表達，都能被聽到。這很關鍵。即便一些保守的力量反對同性戀婚姻，但是，不能侵害人的私人領域、警察不能濫用權力……這些基本價值觀念是一致的。我們國家沒有（完善的法治），所以作為邊緣群體的同性戀者很容易成為權力的侵害對象。」


女同領導力

和世界潮流很不一樣的是，在爭取自身權益上，中國男同和女同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在閑看來，早期男同和女同的運動是一致的，分化是從2003年的ＳＡＲＳ之後開始。ＳＡＲＳ的爆發促使政府開始重視傳染病包括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公眾不太了解的一個事實是，女同是艾滋病的低危人群，不但比男男性行為，甚至比男女性行為的風險都低。因此，政府的主要合作對象是男同志願者組織就不足為怪。大量的資金投入進去，有時甚至是拿錢找人。

乏人關注的女同在寂寞中把主要議題轉向了文化建設和權利運動，逐漸風生水起。

在女同運動領導者閑的心中，和父母的關係是她永遠的傷痛。「我是我父母的寵兒，但現在我們再也沒辦法回到親密的狀態。真的很悲哀。這不是我的錯，也不是他們的錯。」她要改變這把她和親人阻隔開的社會觀念。她說，同性戀運動不僅僅是關於同性戀者，它更是關於社會平等，關於消除歧視和尊重差異。

2005年，閑創辦了同語小組，在沒有任何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和一些志同道合者自費來做女同運動。

當年，同語發佈了《北京地區女同性戀者健康調查報告》。這一調查發現，僅有21.8％的女同志願意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報告中寫到：這也是與中國的社會文化分不開的。父母對同性戀的看法、對婚姻的要求、中國傳統觀念對子女和父母之間關係的形塑，都使女同性戀者在對父母坦白這一問題上顧慮重重。「你自己出櫃了，等於讓父母親鎖進了櫃子裡。」即便是獨立自信、權利意識極強的80後女同性戀者丹娜，也一直對父母保守著這個秘密。

從2007年情人節開始，同語開始做同性婚姻倡導活動，今年的拍婚紗已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第三個年頭。

萬延海很欣賞這種「女人的領導力量」，他說：「女同的出現，確定了在同性戀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她們在所有運動中都很積極，而且沒有利益糾纏。」

男同領導者江暉承認，女同的這種發展方向更健康。「男同志內部簡直吵得一塌糊塗 。組織跟組織之間關係複雜。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資金投到艾滋病防治裡，而不支持其他事情。」這些從事艾滋病防治的志願者甚至會反對「同運」，擔心得罪政府，影響到他們。

江暉認為，現在的防艾治標不治本。「以前很多同性戀者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拿到安全套，現在的問題是，有大量的安全套但沒人用。艾滋病的感染率高得不得了。」

據中國衛生部去年底發佈的調查結果，全國男同性戀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為4.9％，而三年前的2005年這一比例為0.4％。

影響安全套使用的最大原因還是群體意識。這樣的認識使得江輝跟女同運動逐漸接近。2007年，第一次做情人節活動，只有一個男同志在最後一分鐘趕過去；第二次，男女同並肩送花；今年拍婚紗照則是第三次──點子還是江暉想出來的。

他說，這樣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讓公眾可以看見同性戀，因為歧視來自不了解。第二，是讓同性戀者看見其他的同性戀者。因為許 多同性戀者缺少榜樣，感到前途渺茫。至於同性婚姻立法本身，眼下對中國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之所以把二月份作為同性婚姻倡導月，選在情人節做這一列活動，還有個考慮是在兩會前，呼應李銀河博士的同性婚姻提案而進行。但李銀河今年沒有提出這樣的提案。「已經提過四次了，有時給政協，有時給人大。隔一年吧。」

李銀河很清楚，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這要跟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同步。首先，他們要能正式注冊社團，這個社團要能有出版物。其次，利益訴求要有渠道，要有西方那樣lobby制，在人大裡要有他們的代表來提案。只能等待民主進程的成熟。」


感謝《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黃衛 採訪撰稿


本文英文原載：中國新聞週刊英文版2009年4月5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