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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人稱為「中國同性戀研究之父」；他與衛生部副部長一道，被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授予艾滋病防治特別獎項；而他自己卻說，「我就是一個醫生。」

為了從事同性戀研究，他不僅放棄了自己擅長的皮膚科專業，而且被醫院領導無端剝奪了行醫資格，被迫棲身於一間沒有取暖設備的半地下室開展工作。「每個人都有自由戀愛和結婚的權利，不論同性之間還是異性之間，只有愛才是最重要的。我要為這些邊緣人爭取空間。」

張北川的經歷被媒體曝光後，這個充滿書生氣的知識分子被冠以「鬥士」「最有勇氣的人」之名。

但從事了近20年同性戀研究的他，卻始終在質疑自己的工作，「有些東西，我是悲觀的，這輩子我可能都看不見了。但我來了，做了，就對得起醫生的良心」。


「他們是正常人」

張北川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進入同性戀研究領域的。

那是在1989年。當時，他還是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皮膚科的一名大夫。「我的一位老師，被揭發出是同性戀，受到恣意侮辱和傷害，逼得他想跳樓，站在樓頂上號啕大哭。」這件事給了張北川很大的震動。「他是一位很優秀的皮膚性病科醫生，富有獻身精神。有一次，為了研究一種皮膚病，刻意讓自己染病。然後，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切下自己被感染的皮膚做實驗。」

但對於老師的遭遇，他卻無能為力。張北川發現，自己對同性戀幾乎是一無所知。於是，他開始研究同性當中相互愛慕的現象。

「那時，我常常要學習到凌晨兩三點鐘。醫院和醫學院兩個圖書館的300多種醫學期刊，我一期一期地翻，找相關的文章。」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他每次去圖書館借的書總是非常多，以至於不得不用兩個大菜籃子，把它們提回來。

在研究的過程中，張北川又開始了寫作。為了抓緊時間，他還在自己辦公室的牆壁上貼著一張字條：一般談話不得超過15分鐘。

5年後，張北川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有關同性戀的理論學術著作《同性愛》。

「我習慣用『同性愛』，而不是『同性戀』。同性戀這個詞已被污名化，我希望鼓勵和支持一種富有情感的性關係。」

在這本書中，張北川指出，同性戀的形成與先天因素和嬰幼兒時期的成長環境有關，不同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的社會都有2％～5％的人是同性戀者，「他們同你我一樣，也是正常人」。

《同性愛》出版後，張北川本打算回去繼續從事皮膚科研究，但他發現，自己已經放不下了。「我接到無數封充滿了彷徨、無奈、絕望的求助信和求助電話。這些遭遇讓我感到自己肩負的是一個沉甸甸的社會課題。」

一位同性戀者在信中寫道：「像我們這種人，一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記，注定了我們之中絕大多數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我努力過，追尋過，但最終找不到路，找到的竟然只有離開世界這一條路。」

張北川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個的個體，而是一個人群，以及隱藏在他們背後的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我受的是小難」

1997年，張北川決定放棄皮膚科專業的主要工作，投入到同性戀的研究之中。因為，他越來越感到，同性戀人群中艾滋病防治任務的迫切性。

這一年，張北川對中國同性戀人群做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他驚訝地發現，由於無保護的性行為和性伴侶的不固定，艾滋病正在這個人群中迅速蔓延。

「中國出現了一個我們叫做性解放的潮流，80年代以來它正好和艾滋同步出現。多少大一些的城市都有這種我們所謂的gay（指男同性戀者）的浴池，人們在這裡邊可以不受限制地發生性關係。」

當時，他就預言，在血液傳播得到控制後，男男之間的性行為將成為艾滋病傳播的最高危的途徑。

2009年末，衛生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同性性行為導致的艾滋病傳播已占傳播總數的32％，超過了血液傳播和母嬰傳播，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但在那個時候，張北川的預言並不被重視，而且他的工作還被很多人們誤解，甚至是打壓。

從1999年4月開始，他所在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門診，他被迫搬離醫院，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半地下室繼續工作。在院領導看來，艾滋病研究「純屬不務正業」，「研究同性戀是張的個人決定，沒通過組織」，「張北川有精神障礙，他是政客……」

即便如此，張北川也沒有放棄他所選擇的事業。「我受的只是小難，不是大難。相比河南省某醫生因為向國家上報艾滋病實情而被縣長處分調離公職、高耀潔教授拍的艾滋病膠卷被強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們好得多。」他甚至調侃地說，「幾年前，有人往我們辦公室門上潑屎尿，這幾年起碼是沒有了。」



有一次，接受記者採訪，談到對自己遭遇的感受，他無不感慨地說：「我曾是個書呆子，是個醫生，是個信奉技術的人，從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視與困難讓我更體會了什麼叫邊緣，什麼叫弱勢，對研究對象有了更深的體會。」

張北川的處境被媒體報導後，立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葉干運、戴志澄、劉達臨、李銀河等21位專家更是聯名呼籲改善他的處境，認為醫院「剝奪他行醫權利和教學權利的做法，嚴重違背了我國有關方針，應當積極糾正」。

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秘書長董永坤更是氣憤地說：「張北川在艾滋病干預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學者，醫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張北川說，他之所以向媒體披露自己的遭遇，並「不是個人待遇的問題」，而因為「自己的境況影響了預防艾滋病工作」。他說，「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一種危險：一旦把研究邊緣人群的學術界人士劃入邊緣，我們就喪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我只是個符號」

在很多同性戀者看來，張北川最大的貢獻則是創辦了一本雜誌──《朋友》。

這本誕生於1998年初的雜誌，最早記錄的大多是他與各地同性戀者的書信往來。他說，「我想通過它來引導他們走上健康的生活道路，最終達到控制艾滋病在我國蔓延的目的。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本應是朋友，也應當是手挽手走向未來的朋友。於是取了這個名。」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朋友》已成為影響同性戀者最多的健康教育讀物。

美國專家曾在中國對300位同性戀者調查，發現有49％的人看過《朋友》。如今，這本內部雜誌，已被包括國家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在內的世界多所圖書館所收藏，成為研究中國同性戀人群的重要資料。

雖然，張北川謙虛地認為「這個事情是很多人做起來的，我只不過是個符號」，但業內沒有人忽視他的貢獻。

2000年，英國貝利·馬丁基金會將首屆年度獎頒給了張北川，以表彰他在中國為艾滋病教育、預防和關懷做出的突出貢獻。這一獎項稱讚他的工作「讓人看到了光芒，因為他鼓舞了周圍的人」。

2007年7月，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在北京向張北川頒發特別獎項，獎勵他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起到的領導作用，同時獲獎的還有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博士說，這兩位獲獎者一直站在中國艾滋病防治的前沿，而張北川的工作卻是在默默無聞的最基層。

對於這些獎，張北川更願意理解為是「一種支持的信號」，而不是個人的榮譽。他說，當下同性戀者受到的各種歧視，「對我也是一種折磨」。

在他調查的1100名男同性戀者中，60％的人感到極度痛苦，34％有過強烈自殺念頭，10％有過自殺未遂行動，38％的人遭到過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

他說：「如果我們用歧視把同性愛者推向邊緣，導致的只能是仇恨和報復，遭殃的不還是整個社會嗎？」



《中國新聞週刊》十年影響力人物

本文原載：《中國新聞週刊》第20090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