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我們請求他，我們接受你『出櫃』，你能否先結婚、生個孩子，再離婚？」徐媽媽說，當時兒子直接拒絕了；把父親帶到現場的「同志」阿達則坦言，「女人是個好東西，體貼顧家，但是你沒有辦法給她愛。『同志』們不應該既享受了男人的性，又想要現妻的愛。」

他們最在乎的不是長相個性，而是對方能否配合「演戲」；他們尋找的不是愛情，而是能幫自己隱瞞同性戀身份的「同志」和「拉拉」。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仍強烈的中國，同性戀者同樣面對巨大的結婚壓力。另類的同志拉拉相親會應運而生，而他們的婚姻被形象化地冠上「形式婚姻」（形婚）和「互助婚姻」的稱號。

我和你生活了18年，我們天天在一起，我們天天同一個桌子吃飯，我天天為你煮飯，我天天睡在你的身邊，你讓我天天愛護著你，可是我卻沒有權力在你生命走到盡頭時，替你辦理你的後事。可以在文件上簽名的，不是我。我們過去18年的互相扶持，18年一起的燦爛，18年一起的豐盛，到了你生命的盡頭時，居然都不算數。

校園裡大欺小，強欺弱，根本就是個適者生存的世界。同學們年少無知就算了，最終極的霸凌還是來自師長。「連老師也覺得他是無用之人，欺負他是替天行道！」他們賤嘴說出來的話，造成的殺傷力不會比那群人小。

同志遊行在瑞典幾乎得到所有主流政黨的支持，並且得到大量的企業界贊助，但結果是使同志遊行成為爭取pink vote（同志選票）或pink money（同志消費）的廣告競技場，不但沒有對生活中的歧視帶來改變，反而更加削弱了同志運動早期的戰鬥色彩。

2004年我們曾經期待立法院通過《人權基本法》後，同志基本人權能獲得保障，但至今仍無聲無息。台灣已有3千個以上的女同志媽媽家庭，但政府仍視而不見，隱藏在單親家庭的數字之中。我心中在想，難不成要台灣所有的縣市都有同志平權遊行，政府才願意真的重視同志權益？

2003年，臺北舉行第一次同志大遊行時他就在人群當中，至今每年都會參加。承襲著建中那個敏感而質疑世界的左派少年之姿，他在學術研究中打開了社會批判的視角，在參加同志運動的過程中系統地吸收了性別議題和公共議題的資訊，後來關注領域更擴及廣義的弱勢族群的權益問題。

「上一輩作家面對社會的敵意或不諒解，常將自己的身分藏在比較疏離的位置，我們這一輩的自由度相對大了些，能更坦然面對自己，」他說，這並不代表社會偏見和歧視從此消弭，但困境拉近個人與社會的距離，他時常為了捍衛信念在網路上為文筆戰，例如同志議題、先前樂生療養院被迫搬遷議題……等等。

有些拉拉已經在婚姻裡，甚至有些拉拉會和男同志組成形式婚姻，那形式婚姻中的拉拉和要進入或者已經進入婚姻的拉拉她們其實正是這個法落實的現象。可是這些拉拉可能還沒有機會讓自己獨立，還沒有機會讓自己不靠某種概念上的男人，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一塊的人？

近日，美國25名大學校長集體出櫃，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者身份。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希望促成高等教育界對同性戀議題更公開和更正麵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