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阿嬤問道：「像阿嬤這樣的人，可以成為同性戀嗎？」我覺得好笑，阿嬤那麼老了：「阿嬤妳幹嘛，妳想成為同性戀啊？」她笑了，但很堅持：「不一定。」阿嬤竟然先「出櫃」。

關心台灣性別教育的人，心底都有一個名字，那就是因為性別氣質陰柔化、在學校飽受欺負，後來不幸在廁所發生意外過世的葉永鋕。葉永鋕的國中時代，距離我的中學時期，相隔了三十年，距今又已十年。這麼多年下來，我們的校園性別環境改善了嗎？

在公聽會上，同志們努力維持理性對話的可能，始終維持良好的禮貌和教養，為自己生存的基本尊嚴而發聲，但竟然連這一點小小的卑微的願望都不可得，公然被噓下臺，發言被撲殺，被人團團包圍，當面嗆聲：「噁～同性戀！」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性別霸凌現場。

一通電話，我便到了──這場公聽會，是為了一個法案，一個案例，一群人，一個觀念，很多生命……而造就成的。

真愛聯盟成員言稱的「尊重」，卻是將同志與髒、不純潔劃上等號；話說「不歧視」，卻是以「孩子無知」為由，反對同志教材進入校園。這是尊重同志嗎？自我認同是同志運動10多年來好不容易打拼出來的成果，真愛聯盟以反課綱、反教材意圖去認同化，與挪威極端右傾、殺人義正嚴詞的犯罪行徑，真愛聯盟的偽善面孔一樣令人不寒而慄！

這是2010年起的紀大偉，卸下早年的酷兒盛名，穿上嶄新的職稱：政大台文所助理教授。或許很難相信，當年一介風火霹靂的破壞王，如今竟會安於這樣一個約束力強大、過於理所當然的位階和身分；安於（在不少外人看來）枯燥乏味的學術體制。

同志小說跟解嚴的關係密切。解嚴之後，言論空間大増，多元的社會運動興起，異於慣舊的身份認同紛紛浮出水面，對於身體和情色的管制漸漸鬆綁。關心同性戀並且想讓同性戀被人看見的人士便找到許多發聲的新出口，而在小說之內呈現同志成為一種主要的發聲途徑。

一九九〇年代這十個年頭對台灣同志文學而言，的確是烏托邦，像樂園一樣歡愉，卻又像海市蜃樓一樣虛浮。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同志文學突然大鳴大放。許多文學獎得主處理同志題材，同志書籍開始在書店湧現。

同志文學一詞本是沉重的，可是在台灣，奇異地成了一種美學風格的代名詞，一種題材的分類。台灣同志文學沒有歷史，彷彿是從1990後才開始的。七、八年級的世代忙著寫自己的磕藥轟趴，覺得到底誰應該來讀，台灣同志？

二〇〇五年「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中明白規定，同志教育是性別平等教育的一環，從中小學開始就要教學生多元性別。這個政策在隨後幾年逐步討論、落實。二○一一年網路上卻出現一個連署，反對在國中小進行同志教育，理由是同志教育「強迫學生只能接受同性戀及多元情慾等單一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