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嚷嚷得还不够？
2004年的6月某个星期日清晨六时许，我起身坐在书桌旁，此刻电话铃响了，我职业性地直觉以为，是住院医师打来的，在这扰人清梦的时刻拨打电话，只有医院里的重要或紧急事件。
「请问你是陈医师吗？」
声音出乎意料是我全然陌生的男声。我当下却毫无思索地回答：「我是。」
对方似乎也吃了一惊而停顿了一下，又再确认了一次，我回答得很干脆：「我就是。有什么事请说。」
然后，一场近乎闹剧的日常社会版新闻充斥的「恐吓勒财」案件，就此展开了两个星期。
对方确认是我，立刻一改口气，变成恶狠狠的台湾国语（当然，只要是黑道就得讲台湾国语），自称是竹联帮（当然，在台湾只要是黑道就一定是竹联帮）──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对方威胁的是要在医院里公开我的同志身分。
我当下怔了一怔，第一个感受是五味杂陈，哭笑不得：我同志文章写了这么多年，别说是文坛，医院同事之间还有人不知道我是同志？竟然还有人以为可以用这威胁我？如果怕人知道，我又何必写？
当下我立即有些悲哀起来：这二十几年来难道都真的白嚷嚷了？所有为同志人权努力写作、落泪发声，甚至写文章骂人（从吕秀莲、王世坚骂到何怀硕）的种种，突然在这被威胁的一刹那，都全部归零、不再算数？
一股齿冷接着泛起：还是我真的嚷嚷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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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必要配合演出吗？
两个礼拜又一天，「案子」就破了。可是好戏在后头。由于是公诉罪，在大约又过了一年半后检察官正式的起诉书出炉当天，那群蝇蚋秃鹰般守在法院四处寻找腐臭血肉消息的《苹果日报》记者打电话来，说：「那我们该怎么写？我们记者都是很好心的啦！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写你不是同志的……」
我突然在此刻犹豫了。
我真的要在这个新闻的?风眼上再添风暴吗？虽然所有的八卦，也都仅止于茶杯里的风暴。
我脑际突然快闪过一个十分实际而全然无可辩驳的疑问：他们要报导一件恐吓勒财的故事请便，但媒体凭什么拿我的性取向来增加它的阅报率？
我有必要还是义务这样配合演出吗？
这又不是名人在卖他的自传，背后还有笔交易可以谈。
我在电话上突然缄默了几秒钟。
是否我还可以选择？
是的，时机。一切都是时机。时机对了，就名无不正，言无不顺，事无不成。
只是，我从廿五年前联副「新人月」到现在，号称得奖无数的文学奖「得奖专家」，书也出版了超过二十本，其中描写同志情?j的诗文（已多到数不清）不算，光为同志人权及爱滋病患而写的文章和专栏（《幼狮文艺》），就结集在近年出版的好几本散文集里（《颠覆之烟》、《哈佛，雷特》及《梦中稿》）──我，算不算早就已经出柜？
而出柜的方式和时机，除了对素昧平生的记者在电话中（他们写新闻甚至不必见到当事人）说：是的，我是──之外，是否我还有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
有人选择一生躲在衣柜里，有人选择「甸甸吃三大碗公」，有人选择唯恐天下不知地到处大声嚷嚷。
重点在于是自己的选择。
这其中若有任何一点勉强，就是暴力。
而曾几何时，台湾的社会和媒体和人心，已经对暴力习以为常至麻木！
某些同志时刻……
当佛洛依德和杨格在书信往返间发展出亦师亦友亦同志关系的时刻。
当屈原思念怀王至投向汨罗自尽之际。
当李白和杜甫同居在鲁度过「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十八个月的时候。
当李叔同落发前为夏?D尊写下「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时候。
当贾宝玉为蒋玉函流下情泪的时候。
当罗兰巴特流连在巴黎男妓院和傅柯擦身而过的时候。
当汉哀帝怕惊醒睡中董贤而割断自己的袖子的时候。
当魏尔??对蓝波十五岁的诗文惊为天人的时刻。
当米开朗基罗和达文奇在文艺复兴的义大利各自追逐着他们的男模特儿的时刻。
当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鱼雁缱绻的时分。
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和他们俊美的学生们练习摔角的时候。
当梵谷为高更割下一只耳朵的时刻。
当王尔德牵着一只螃蟹招摇过市的时候。
他们各自超尘拔俗或悲惨绝伦的同志一生，却有一个共同点至少是当今台湾同志羡慕的：他们不必忍受八卦媒体的骚扰。
于是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安静的方式，在事件过去了几近三年后，写下这篇短短文字，算是对那些知道这件事而不吝以言语或沉默支持我的，认识与不相识的朋友说声谢谢。而对那些我原本就不必理会的指责我「公然否认自己是同志」的认识与不相识的朋友，这些文字怕也无法澄清什么，更不奢望导致什么理解与同情。
至于媒体，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位《苹果日报》江中明主编在报纸出刊的前一晚和我通电话时，那种自信、和蔼而感觉自己方才完成一件极重大而极有意义的美事的语气。朋友说媒体待久了有时候人会变得很可悲，嗜血到六亲不认，即使是事情发生在自己父母兄弟。
我记得当时我对他的抗议是：你的媒体剥夺了我自由出柜的权利。
今日我在这里郑重地，清晰地，美好地，夺回了我的出柜权。
本文原载《联合报》2006年5月22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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