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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台北市政府推動「首都核心區」的歷史保存計畫，冀望在豎立二二八紀念碑之後重新塑造新公園的空間意義，透過更新計畫要將同性戀從新公園驅離，而另於西門紅樓戲院舊址設立同性戀俱樂部。同志團體一方面要保存新公園的同志空間與歷史集體記憶，一方面不希望紅樓戲院成為圈限同性戀的「貧民窟」，於是組成「同志空間行動陣線」進行論述抗爭，並且舉辦同志園遊會。此項行動，後來間接催生了台北市政府首度運用公部門預算執行的「臺北二○○○同志公民運動」，三年後又促成了首次的台灣同志大遊行。


從禁忌到開放 打破同異界線

如今隨著台北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入口的使用，以及襄陽路沿線圍牆的拆除，二二八公園同志聚集的盛況已經大不如前。而曾經發生荷槍員警過度臨檢將民眾帶回警局拍照的常德街事件，也只留下歷史的記載。相反地，紅樓戲院廣場卻在地緣關係與商家同志的努力下，滋長出「小熊村」的繁景，成為打破同異界線的同志「開放」空間。

同志大遊行從二○○三年草創的五百人參與，一路飆增到近兩萬人，鄰近的日本、印尼、馬來西亞、香港等地也有不少同志共襄盛舉。兩岸開放觀光後，今年更會有來自中國北京、廣州的同志遊行旅遊團。

此外，參與遊行的團體也逐年涵蓋了更多同志內部多元的次團體，像是跨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者、青少年、同志父母等，同時藉此集結其他弱勢邊緣團體，如國際人權、性權、環保等組織。今年台大學生會也以壓倒票數通過具名支持相挺。

公共空間集結 促發更多對話

只是很遺憾地，同志遊行前，仍然有同樣是占台灣人口少數的基督教特定人士發動「反同志遊行」。他們無視於卅餘年前精神醫學早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診斷列表中刪除，《性別平等教育法》也明定要保障校園中不同性傾向師生的權益，卻仍熱情地想要「矯治」同志。正如因為《自由大道》的入圍，讓奧斯卡頒獎典禮場外也聚集了反同志的人群。影帝西恩潘對他們公開直言：「請丟掉那些仇恨的牌子……這些遊行只是展現了你不願意讓你的同胞也享有你自己所期望擁有的同樣權利。」

一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也許無法推動具體的政治訴求，造成法令制度的改變。但是可以不帶面具自在地「身處在我群之中」卻可以帶給個人力量與鼓舞，在公共空間中集結的數量與能見度也能促發更多同志與社會的對話。更不用說，晶晶書庫、小熊村、同志大遊行等空間，已經成為象徵台灣民主與同志人權的標竿，更是吸引亞洲同志每年前來台灣旅遊的磁石。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載：《聯合報》2009/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