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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队伍最长的是同志亲友大队，因为许多同志都伪装为同志亲友，而不敢走在前头；今年队伍除了为扮装而戴的面具，几乎所有人都用笑脸迎接台北街头的阳光，队伍中最长的是学生大队，年轻同志们最不怕见光死，勇敢上街！但，同志们仍在加护病房外焦急，不能探视陪伴一生的爱侣；年轻同志们仍不断地承受各种歧视与污名带来的暴力。

过去可能被抓坐牢，现在可以公开存在；过去不少人只能到公共厕所里去找同伴，现在有了互联网作为信息和交流途径……在过去六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情，现今身为中国社会一员的同性恋者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几十年前有了迥然不同。

对于这至少3600万人之间的同性结合关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认为，我们加以保护的时候，违背的只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而保护的却是对少数人而言，极为重要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先说刘先生的问题错在哪里：不是同性恋是进步了吗──而是对同性恋认知的程度的提高才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刘仰事件为中国同性恋者敲响了警钟，在同性恋维权意识日渐形成丶群体存在意识日益浮出水面的大背景下，像刘仰之类的人物会接连出现，中国同性恋应当见怪不怪，在敢于声张正当权益的同时，要注重建立和培养积极应对机制，并促成「积极效仿丶一呼百应」的群体化规模式维权姿态。

刘仰先生的文章对同性恋者来说绝对是不敢苟同的，尤其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论更是让人汗颜，不过其文章开头有一句话却让笔者深有同感，笔者也认为同性恋者真没必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因为歧视，他们或她们成为一个秘密的群体；因为生活是秘密的，对他们或她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安全性知识普及。不能进行有效的安全性知识普及，就意味着疾病的传播。而疾病的传播，又反过来加重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歧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歧视是它的原动力。

云南大理市卫生局投资同性恋酒吧，话酒吧建议第一人，就是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同性恋酒吧的项目顾问张建波。

为什么一种自然的性行为会面临如此的道德尴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异化正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难以理解为什么独独在同性恋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如此落后。谴责和道德指控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同性恋是靠艾滋病获取关注。这是个这样的文字命题，怎样的侮辱一个社会群体，有谁可以对此作出一个公道而和平的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