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e

當年隊伍最長的是同志親友大隊，因為許多同志都偽裝為同志親友，而不敢走在前頭；今年隊伍除了為扮裝而戴的面具，幾乎所有人都用笑臉迎接台北街頭的陽光，隊伍中最長的是學生大隊，年輕同志們最不怕見光死，勇敢上街！但，同志們仍在加護病房外焦急，不能探視陪伴一生的愛侶；年輕同志們仍不斷地承受各種歧視與污名帶來的暴力。

過去可能被抓坐牢，現在可以公開存在；過去不少人只能到公共廁所裡去找同伴，現在有了互聯網作為信息和交流途徑……在過去六十年裡，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事情，現今身為中國社會一員的同性戀者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也與幾十年前有了迥然不同。

對於這至少3600萬人之間的同性結合關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馬憶南認為，我們加以保護的時候，違背的只是大多數人的「看法」，而保護的卻是對少數人而言，極為重要的權利和利益。

劉仰事件為中國同性戀者敲響了警鐘，在同性戀維權意識日漸形成、群體存在意識日益浮出水面的大背景下，像劉仰之類的人物會接連出現，中國同性戀應當見怪不怪，在敢於聲張正當權益的同時，要注重建立和培養積極應對機制，並促成「積極效仿、一呼百應」的群體化規模式維權姿態。

劉仰先生的文章對同性戀者來說絕對是不敢苟同的，尤其其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高論更是讓人汗顏，不過其文章開頭有一句話卻讓筆者深有同感，筆者也認為同性戀者真沒必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們先說劉先生的問題錯在哪裡：不是同性戀是進步了嗎──而是對同性戀認知的程度的提高才是一種社會的進步！

因為歧視，他們或她們成為一個秘密的群體；因為生活是秘密的，對他們或她們就無法進行有效的安全性知識普及。不能進行有效的安全性知識普及，就意味著疾病的傳播。而疾病的傳播，又反過來加重整個社會對這個群體的歧視。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歧視是它的原動力。

雲南大理市衛生局投資同性戀酒吧，話酒吧建議第一人，就是大理市第二人民醫院醫生，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進會的創辦人和領導者，同性戀酒吧的項目顧問張建波。

為什麼一種自然的性行為會面臨如此的道德尷尬呢？看看今日世界，多元化和差異化正成為我們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難以理解為什麼獨獨在同性戀問題上人們的態度如此落後。譴責和道德指控不會有任何建設性的作用，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糟。

同性戀是靠艾滋病獲取關注。這是個這樣的文字命題，怎樣的侮辱一個社會群體，有誰可以對此作出一個公道而和平的公斷？